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

摘要：通过对 2010 年全国 286 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相关数据的因子分析， 将金融集聚因子降维成规模因子、质量因子和活跃程度 3 个较稳定的可解释因 子，并与 2005 年相应数据进行比较。根据金融集聚指数，将我国中心城市金融 集聚水平划分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次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省域 金融中心及地方金融中心。借助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全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的 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展现，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集中在长三角、 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构成全国性金融集聚服 务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与城市规模有着极强相关性，2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 是金融活动的主要集聚地；各省区的金融集聚中心一般为其省会城市及其副中 心城市。分析金融集聚指数 2005—2010 年的变化率，全国金融业集聚态势有 从全国金融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的趋势，并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不 断传播。 关键词：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空间格局；因子分析；GIS 空间分析； 作者简介：茹乐峰(1975—)，男，河南汝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 经济活动在全球的不均衡分布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经济地理学及相关 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随着全球化与国家管制的放松，更多的社会财富、 国际资本及金融服务进一步向大城市和城市密集地区(城市群)集聚。金融集聚一 旦形成，会持续带来集聚地及周边地区金融交易的增长、投资的繁荣和产业的 扩张，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并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促进资 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配置。因此，一个城市或区域的金融业集聚水平与发 育程度影响着其中心城市在全球、全国和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自 1990 年代以来，有关金融集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国外学者主要从金 融集聚的产生及其原因［1－5］、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6］、金融产业集聚 竞争力［7］、金融中心与金融资源流动［8－9］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 金融地理学、区域金融等理论。以此为基础，国内学者主要从金融资源论［10 －13］、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14－18］、金融集聚与金融监管［19－ 21］、金融中心体系与金融关系网络［22－23］等方面展开研究。随着我国金 融改革的日趋深化，国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许多城市提出了促进 金融产业集聚、建设金融中心城市的战略构想。 为科学认识我国不同规模和层级的中心城市在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建 设金融中心城市这一重大战略的基础、条件和可行性，本文选取我国大陆地区 286 个地级及以上中心城市为样本，将因子分析与 GIS 空间分析相结合，通过 2010 年数据的计量分析，并与 2005 年相比较，综合评价不同中心城市金融业 的集聚水平与发育程度，划分其等级与类别，并运用 ArcGIS 分析技术展现我国 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趋势。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金融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状 态在地域上也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和区域性特点，使得金融资源集中于条件优 越的城市和地区，从而形成不同层次的金融产业集聚。为考察我国不同层级中 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及其空间格局，本研究把样本集中在我国大陆在《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有系列统计数据的 286 个地级及以上中心城市。由于西藏及部 分地级中心城市缺乏数据，本研究不包括西藏及这些中心城市。数据口径为中 心城市的市辖区。 对于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主要有单指标法与综合指标法。单指标法常 用金融业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HI 指数等来衡量，如任英华等［24］和李正 辉等［25］分别利用区位商表征了全国各省金融集聚程度，并考察了影响金融 集聚的因素；石沛等利用区位商研究了全国各省的金融集聚程度与产业结构的 空间关联机制［26］；丁艺等利用金融业区位商计算了中国省级金融集聚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27］；徐沈利用空间基尼系数、HI 指数和行业集中度对我国金 融集聚进行了分析［28］。综合指标法则主要涉及构建金融集聚的指标体系， 如丁艺等分别从金融总体规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4 个方面选取了 23 个 指标建立了金融集聚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 31 个省及直辖市金融集聚程度 进行了评价［29］；马丹从经济规模、金融聚集程度、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构 建了金融产业集聚的评价指标体系［30］；梁颖则建立了国际金融集聚地的宏 观评价指标体系［31］。此外，胡坚［32］、张泽慧［33］，王仁祥、黄解宇 ［35］等分别从金融中心的角度构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殷兴山等［12］ 等分别构建了城市金融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借鉴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 文基于金融发展背景、金融活动规模、金融活动密度及金融服务活跃程度等四 个方面构建金融集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其中，金融发展背景包括城市经济总 量、人口规模及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城市总体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金融 活动规模为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居民储蓄规模及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规 模；金融活动密度从人均金融活动水平和区域金融活动密度两方面考察；金融 服务活跃程度也即金融深度，为金融生产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反映城 市经济货币化程度和资本活跃程度(表 1)。全部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2 金融集聚水平因子分析 研究选用 2010、2005 年的数据资料，运用 SPSS 软件对全国 286 个中 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进行因子分析。选择这两个年份，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各 城市对金融业的普遍重视是从我国加入 WTO 后才开始的，2010 年和 2005 年分 别为我国五年计划的结束年份，在时间上具有代表性。另外，这两个年份中本 研究所选指标数据具有较好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 计算两个年度上述 10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并进行统计检验，发现大 部分指标相关系数较高，各变量呈现较强的线性关系，适合因子分析，可以从 中提取公共因子。 在进行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时发现，2010、2005 年的 Bartlett’s 统计量观测值分别为 5210.310、5468.269，相应的概率 P 接近 0。如果显著性 水平 ɑ 为 0.05，由于概率 P 小于显著性水平 ɑ，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 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两个年度的 KMO 值分别为 0.807、0.822， 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回归法计算 2010 年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并用方差最大方法对因 子载荷进行正交旋转，使得因子更具有命名解释性(表 4)。可将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 10 个指标降维为规模因子、质量因子和活跃程度等 3 个因子，这 3 因子解释 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91.937%。规模因子在年末金融 机构贷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城乡居民储蓄 年末余额、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等 6 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反映出城市的 金融活动总量、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及行业从业人员规模，该因子方差贡献率 达到 56.292%，也说明金融集聚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城市的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 质量因子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金融存贷款余额两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其 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19.554%，反映城市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与质量。活跃程 度因子在金融深度、金融活动密度上载荷较高，其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16.090%，反映城市的金融服务的活跃程度与金融活动密度。 如果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每个因子权数进行加权归一 化处理，就可以得到因子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式中：F 为金融集聚水平；F1 为金融集聚规模；F2 为金融集聚质量； F3 为金融集聚活跃程度。 金融集聚指数各因子及综合得分的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其潜在的含 义为因子得分越高，金融集聚水平越高，因子得分越低，金融集聚水平越低。 若金融集聚指数为正值，则表示高于所有样本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其金融活 动影响力超出了所在的城市区域，具有省域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的金融服务能力； 若金融集聚指数为负值，则表示低于所有样本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其金融活 动的影响力较小，并仅局限在城市所在区域。 3 全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的等级与规模分布 3.1 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 计算并考察 2010、2005 年各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指数，用 ArcGIS 软件 对 286 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指数进行空间分布展现(图 1、图 2)，可以发现， 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 地区，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为全国性金融集聚服务中心城市。但值 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一个中心，环渤海地区为北京、天津主副双 中心，珠三角则为广州、深圳并列双中心。其它区域如东北地区的沈阳，中部 地区的武汉，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西北地区的西安，是所在区域金融集聚 指数较高的中心城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指数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城市较多，广大中西部、东北地区往往只有省会或副中心城市的集 聚指数较高，其它的地级城市金融集聚指数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在 全国尺度上，我国金融活动倾向于向全国经济中心、区域经济中心及省会城市 等规模等级较高的中心城市集聚，其金融服务能力相应地面向全国、大区及所 在省域。而一般意义上的地级中心城市在接受其上一级中心城市金融辐射的同 时，其金融服务则主要局限在城市所在的地市。 3.2 全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等级分类 根据全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因子在 2010 年度综合得分情况，可以将全 国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划分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次中 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省域金融中心及地方金融中心五种类型。2010 年，上海、 北京金融集聚指数分别高达 5.91、5.76，远远高于其它地市，其金融集聚规模 与影响力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金融中心的意义，两者又是长三角、环渤海两 大经济区的核心，其全国性金融中心地位无可争议。深圳、广州和天津的金融 集聚指数分别为 2.89、2.82、2.11，其金融集聚水平也明显高于其它城市，深 圳、广州为珠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天津为京津冀经济区的副中心城市，可 以将三城市列为全国性金融次中心。重庆、杭州、成都、武汉、南京、西安、 沈阳等城市的金融集聚指数相对全国性金融中心较低，却又明显高于一般意义 的省会中心城市，将其定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其金融影响力具有跨省域的 大区意义，如重庆、成都为中国西南地区金融中心，武汉为中部地区金融中心， 西安为西北地区金融中心、沈阳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佛山的金融集聚指数 也明显高于一般意义的省会中心城市，它虽然不是跨省域金融中心，但由于广 州、佛山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二者联合将促使广州向全国性金融中心城市迈进。 其余省会城市如郑州、长沙、济南等，以及包括大连、宁波、东莞、青岛、苏 州、无锡、温州、厦门等在内的重要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在其所属省域具有较强的金融中心功能，可以定为省域中心城市。除了 上述几种类型，其余的地级以上中心城市如常州、唐山、绍兴、晋城、珠海、 中山、汕头、南通、烟台、鄂尔多斯、淄博、大庆等，其金融集聚指数基本上 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具有属地金融中心意义，可定为地方金融中心。 将 2010 年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指数按其市辖区人口规模进行分类汇总， 得到各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规模分布情况(表 6、图 3)。可以发现中心城市 金融集聚与其人口规模有着极强的相关性(图 4)。城市规模与等级越高，城市的 金融集聚指数越高，其金融服务能力就越强。从全国尺度上考察，金融活动主 要集聚在 2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大于 200 万人的中心城市其金融集聚指数 大都为正值，反映了其金融服务能力具有区域乃至全国意义；小于 200 万人的 中心城市其金融指数基本上都为负值，其金融服务能力为地方意义。 3.4 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各因子的空间分布 金融集聚 3 因子得分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5—7。规模因子指数较高的 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成渝等四大区域，反映这四个区 域的经济活动规模庞大，为全国金融活动最重要的四个经济区。从金融集聚质 量因子来看，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的重要中心城市，内陆地区人 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省会中心城市及部分工业化城市，如大庆、鄂尔多 斯、鞍山、包头、克拉玛依、马鞍山、十堰、玉溪、铜陵等，金融集聚质量指 数也相对较高，反映出专业化的工业活动对金融服务的较强需求。从金融集聚 活跃程度及金融集聚深度指数的空间分布来看，指数较高的中心城市主要集中 在京津冀、山西、长三角、珠三角等省区，反映出上述地区金融活动比较活跃， 其各级中心城市的金融密度及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相对当地地方生产总值比例 较高。 3.5 主要城市金融集聚及省域集中度分析 为分析金融活动在主要中心城市集聚的程度，将全部省会及计划单列 城市的金融集聚指数及其在所属省份中的集中度进行汇总(表 7)。集聚规模因子 指数最高的为上海、北京，分别高达 9.37 和 9.08，其次为深圳、广州、天津和 重庆，规模指数在 3—5 之间。集聚质量因子指数较高的有广州、深圳、杭州、 成都、大连、宁波等城市。集聚深度因子指数较高的有北京、杭州、成都、西 安、郑州、石家庄、太原、福州等综合性中心城市。上海、深圳、广州、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