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源起、流变与展望

自 20 世纪早期起，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进程经历了萌芽、兴起、初步探 索到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本土化学术成果与研究主张。经历 百余年的探索后，当下中国心理学界已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原创本土心理学理论， 但至今仍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系统理论和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方法，在理论 内容、学科体系和队伍建设方面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仍需在学科范畴界定、 核心框架建立和学术资源整合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键词：本土心理学；中国特色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中国心理学史； 作者简介：吕小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071)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产生于西方，并于 20 世纪初期经由中国 早期留学生的翻译与引介而进入中国。这种“输入型”的学科，在其介绍与应用 过程中一定会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实际情境产生某种冲撞和交织，自然而 然就会产生如何将西方的心理学知识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的心理学思想现代化 的疑问。总结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百年学术历程，对于梳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脉 络、厘清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学科史意义。 一、心理学中国化的早期声音 从源头上讲，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学术愿景，自西方心理学进入现 代中国之初就已经有所滥觞。例如，早期留洋心理学家张耀翔在 1920 年回国后， 于 1921 年建立中华心理学会(现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任首任会长，并于 1922 年创办了《心理》杂志，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刊物。在创刊号上，《心 理》杂志就提出中国心理学者的三个研究方向：“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 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并要求 “内容尽量求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1)早期心理学家的另一代表人物 潘菽在 1937 年发表的文章《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中也提出“中国应当提 倡应用心理学，还应提倡中国的应用心理学”的主张(2)。后来，张耀翔在 1940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 条纲领性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发扬中国固有心理学，尤指处世心理学，期对 世界斯学有所贡献”(3)。这些都是极具前瞻性的意见。其他许多早期心理学留学 生在回国后，也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许多本土化的研究主张，如陈鹤琴在对中 国儿童心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提出不能盲目以国外心理学为榜样、而需结 合国情进行实验的研究思路(1)；艾伟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了汉字直横读、字形简 化、理解过程等内容，这是当时西方心理学家从未涉足、也无法深入理解的中 国人阅读心理学主题，并出版了《汉字问题》(2)一书，成为早期中国教育心理 学研究的典范，其工作为后来的教育心理学者朱智贤称为“是我国心理学界理论 联系实际，建立中国化的教育心理学典范”(3)。其他心理学家在把西方的心理测 验量表应用于中国情境时，也都体现出明显而自发的本土化倾向(4)。 除了专业心理学学家的努力之外，20 世纪前半叶的许多学者也曾从不 同的角度探索如何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曾在德国莱比锡大 学接受科学心理学熏陶的蔡元培，在回国后虽大力提倡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 但这是基于当时的心理学尚未完全脱胎于哲学这一时代背景，他一直坚持心理 学的建设应当文理并重的思想。如他在 1934 年回忆任北大校长的经历时曾称： “那时候我又有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 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 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5) 此外，他希望以此在培养国人“科学的精神”的同时能够有“艺术的精神”，并极力 提倡传统中国的美育方式对塑造国人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蔡元培的心理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理念的宣扬和实际事 务的推动上，以梁漱溟、熊十力、贺麟、钱穆等为代表 20 世纪现代新儒家，则 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例如，梁漱溟 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提出对心理学学科性质与体系的 理解。在他看来，心理学应当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中国文化传 统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心理学思想，应该深入挖掘和弘扬。梁漱溟认为，凡是一 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心理是事实， 而伦理则是价值判断。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其代表人物孔子所说的许多 话都应当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伦理学观点，“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 观……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 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 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6)。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 本，结合西方现代心理学而发展中国特有心理学理论的主张。 熊十力早期研究佛教心理学，并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佛家唯识 学进行诠释。在对佛家唯识论的理学思想进行了扬弃后，熊十力回归到儒家心 学体系中构建其“哲学的心理学”理论(7)。虽由于身体原因未完成相关著作，但 仍提供了许多值得参照的观点。熊十力指出：“科学的心理学，专以神经系统的 活动或脑的作用与客观世界的 来阐明心理。易言之，直将心理说为物理。是其说行，而心之德性将 无从明了也。”(8)他以中国传统的体用合一论作为其儒家心理学的依据，认为心 灵与生命同义、心与物皆是本体的功能，这种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科 学心理学用测量、实验方式研究的那种“心”，而是更高级的“仁心”，“其进修法 以默识法为主，亦辅之以思维术”(9)，即提倡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静观修身、内在 体验的理路。 钱穆也很早就发现了中西方心理学取向的不同，认为“西方心理学属于 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1)。这是因为中国人讨论的“心”不同于 西方人讨论的“心”，中国人的心是一抽象名词，心的构成和所属其实是次要问 题，心之所欲所不欲才是分析的重点。而心之所欲，就在于心与心相通，这即 包括与自己的心相通，也包括与他人的心相通，还包括心与物的相通。研究这 种相通之学的学问就是中国的心理学，这是一门人文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中 国人之心理学，即宗教，即科学，而吾一道以贯之”(2)。而传统的诗词歌赋，都 能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所蕴，读经典作家的编年著作还可见作者之生平，因此“文 学乃通于史学，实亦即中国一种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学矣”(3)。 这些新儒家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代表了 20 世纪前中叶中西方思想交 汇时期的本土思想家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的最早尝试，形成了中国人文主义心 理学的代表性声音(4)。其基本特征，无一例外地注重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理解 “心”、“心理”和“心理学”，力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心学思想中发展一套 能够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并行且互补的心理学体系与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朱 光潜对西方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思想的比较与应用，以及潘光旦对西方性 心理学的引入及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的倡导(5)，这些对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 传播以及与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融合，都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起到过一 定的影响(6)。 当然，由于现代学术专业分工的深入和心理学学科对自然科学地位的 不懈追随，以及各种实际因素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本土化的声音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贯彻。除去战争、社会运动等“不可抗力”的干扰，单纯在学术建设 方面，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思路主要还是沿着西方心理学的既定体系和方向前进， 较少有突出的原创性成果问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工作还更多是表达为一种 学科愿景，并未真正在学术工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情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所改观。 二、中国文化心理的多元探讨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趋向，使 得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如李泽厚等人，自发地 开始探讨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的“心理学”气息较弱、哲学 气息较浓，但其研究较少受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反而更加贴近 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写作方式上也较少受西方概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加符 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因而在学术界和社会层面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带有 哲学心理学性质的有关国民性、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探讨，与当时不断进入 到大陆学术视野的海外华人的相关文化心理著作，可以视为当时学界从哲学和 思想史领域建构本土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先声。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是李泽厚。在最早 发表于 1980 年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他就提出了后来反复提倡的观点： “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指儒家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 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 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 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1)在他 看来，“思想史所应注意的是，去深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 去探究古代思想对形成、塑造、影响本民族诸性格特征(国民性、民族性)亦即心 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关系”(2)。在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深入论述了“以‘一个 世界’为根基，以‘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华夏文化心理结构”(3)，并尝试 建构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成为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 文化心理学论说。 差不多与此同时，华裔美籍历史学家、自称为“历史心理学家”的孙隆基 也在 1983 年于美国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最早于 1988 年 引进出版，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4)。孙隆基站在较为苛刻的批 判性立场上，对中华文化的“良知系统”，即其所谓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分析 和抨击。在他看来，“良知系统”是一个文化最为基本的结构，即“深层结构”，但 它不是一个被压抑掉的心理层次，也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性形成史上的一 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岩层，必须用释梦、临床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方法 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 为(5)。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意向性，“中国人的‘良知系 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 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 不乱’。换而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6)。他广泛采用报纸、期 刊中的报道与其他史料，结合自身的亲自经历与观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 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作为一名出生于内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而治 学于美国的文化移民，孙隆基的独特经历使其可以结合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和人 类学的参与观察，对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新颖的见解，这一论述 在其后期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学文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7)。但由于其激烈的批判性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学术性，也容易引 发相关的非学理化的、情绪化的争议。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进入大陆学者视野的，还有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代表 性著作《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探讨》(8)。该书最早成书于 1953 年，后不断重版，在中西方人类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他 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中国人行为的“情境中心论”，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 为中心，而美国人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9)，是这一时期对本土心理学研究影响 最大的观点之一。与纯粹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许烺光尤其注重从内在的心理出 发来解释不同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其中，心理安全感满足方式在行为模式的塑 造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内心世界和 外部世界，他必须借助一种给予他适当的安全感的方式平衡这两个世界。这种 安全感的内容就是自尊感和坚定的意志。中国人由于保有维系着后来所有约束 的主要联系，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找安全感。美国人由于把全部人类关系 视为在个人需要时可以分割或重新组合的主题，他必然在人群之外寻找安全感。 而且，由于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之人，所以一条取之不尽的安全源泉是利用其 他方式谋取物质财富或征服客观环境。”(1)正由于此，许烺光将其系列研究的理 论立场概括为心理人类学，并坚持以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法研究文化与人格之间 关系的工作，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行为尤其是中国人行为的非西 方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工作者的相关研究(2)。 另外，还有许多哲学文化学者也从思维方式、国民性、文化心理结构 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心理的相关内容。例如，刘长林提出了文化基因的 概念，认为文化系统发生和演进的基因表现为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 结构(3)。实际上，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4)， 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发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学术寻根之旅，为心理学采用 实验法、量表法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些讨论也是 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所需充分重视的学术资源之一。 三、“中国本土心理学”与“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提出 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是由心理学界之外的学者提出。中国心理学界真正 明确地将本土化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趋势，最早应当源自港台心理学者。受国 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思潮的影响，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当时学术氛围 上更加开放的港台学者开始真正致力于追求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其思考与探 索随着两岸三地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也逐渐影响到众多的大陆学者，从 而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 1980 年，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 讨会上的报告《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正式拉开了中国心理学 本土化的序幕。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为：(1)重新验证国外 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3)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4)改良 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5)。研讨会的论文集于 1982 年在台湾出版后，也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