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遭遇了歧视性反倾销兼与其他出口国的比较

摘要：本文对全球对华反倾销诉讼在宏观经济因素、报复性因素和制度因 素方面的动因进行了整体检验，试图通过与其他出口国遭遇反倾销动因的对比， 判断中国出口是否遭遇了歧视性反倾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组检验对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一国 通常基于不利的经济形势或者对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提出更多的反倾销诉讼， 但是全球对华反倾销增长并未表现出和其他出口国类似的规律性特征，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反倾销几乎不考虑各类经济因素，也并非对中 国之前反倾销行为的直接报复，均具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和歧视性。从影响国 际反倾销的制度性因素来看，发达国家倾向于在贸易伙伴国报复能力较弱的时 候发起更多的反倾销诉讼，其对华反倾销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具歧视性。在实证 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有效遏制针对中国出口歧视性反倾销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反倾销；歧视性；中国出口； 作者：鲍晓华 一、引言 反倾销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最为频繁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但是各国在国际 反倾销中作为应诉国和起诉国的地位并不对等，中国就是国际反倾销诉讼中最 大的“被告”，并且全球对华反倾销诉讼呈递增的趋势。1981~1994 年间，中国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是全球排位第 3 的反倾销目标对象国，累计遭遇反倾销诉 讼 186 起，约占全球反倾销诉讼的 6.9%(Zanardietal.Zanardietal.，2004)。1995~2008 年 间，共有 43 个成员国针对 100 个目标对象国发起反倾销诉讼 3427 起，中国出 口遭遇反倾销诉讼数量连续 14 年居首，累计遭遇反倾销诉讼 677 起，占全球反 倾销诉讼的 19.8%(Zanardietal.WTO，2009)。2009 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对 象国，当年遭遇 77 起反倾销诉讼，占全球反倾销诉讼总量的比重已经高达 38.3%(Zanardietal.WTO，2010)。 中国相比其他出口国遭遇更多的反倾销诉讼，是中国遭遇歧视性反倾销的 表现之一。根据一些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对 华反倾销具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反倾销对象国；美国约一半的 反倾销诉讼都以中国作为唯一的诉讼对象；美国一半以上的对华反倾销诉讼被 实施了最终反倾销措施，高于美国肯定性裁决的平均水平；并且，美国对中国 的反倾销税率几乎是平均水平的 2 倍(Zanardietal.BownandMcCulloch，2005； Bown，2010)。即使在中国入世之后，美国反倾销仍然呈现出“总体上减少，对 中国激增；总体上分散，对中国集中”的歧视性特征(Zanardietal.李坤望、王孝松，2008c； 谢申祥等，2010)。而其他 3 个传统使用者，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尽管它 们对中国反倾销的歧视性没有美国那么强，但是也表现出了对待中国出口产品 和其他主要反倾销对象国的差异，它们的反倾销总量在减少，但是以中国为对 象的反倾销诉讼份额却在增加(Zanardietal.Bown，2010)。可见，中国入世并未对美国等传 统使用者对中国反倾销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印度等反倾销新兴使用者在中国入 世之后，反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反倾销(Zanardietal.Bown，2010)。 中国出口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困境引发了对现实问题的相关思考：中国出口 为何遭遇反倾销，与其他出口国有何不同？歧视性反倾销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 特有行为，还是全球针对中国反倾销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华 反倾销动因有何差异？我国遭遇歧视性反倾销的自身原因何在，如何应对？本 文对全球 19 个反倾销大国的行为动因进行经验分析，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回答上 述问题。除引言之外的正文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反倾销动因研究的相关 实证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第三部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模型设定，介 绍经验方法并对变量及其理论预期进行描述；第四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分析； 最后，对全文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述评 (Zanardietal.一)关于进口国反倾销动因的一般分析 WTO 允许的反倾销是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倾销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和产业损 害的贸易救济措施。而反倾销文献认为很少一部分反倾销是受单纯的经济原因 所驱动的，而是和经济问题、政治力量以及寻求保护的压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Zanardietal.Aggarwal，2004)，一般假设反倾销是以牺牲消费者福利和竞争为代价来保护 产业利益(Zanardietal.Tharakan，1995)，由于政府在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更有可能做出 征税的肯定性裁决，利润最大化企业往往会选择合适的时机提出反倾销诉讼， 游说政府施加保护，这就使得反倾销诉讼的增减与宏观经济因素密切相关。此 外，反倾销兼具“多边的有节制的授权报复机制”的特质，还可以策略性使用作 为报复别国的手段，由此可能导致全球反倾销增长 (Zanardietal.PrusaandSkeath，2002，2004；Debapriyaetal.，2006)。 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经济影响和外部贸易压力因素等。 Knetter 和 Prusa(Zanardietal.2003)选择了实际汇率和实际 GDP 增长率指标，对美国、加拿 大、欧盟和澳大利亚四国 1980~1998 年的反倾销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在进口国 实际 GDP 增长率和反倾销诉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其他国家的实际 GDP 变动对反倾销数量没有显著影响，本币升值与反倾销数量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有差异的，Feinberg(Zanardietal.1989)利用美国对日本、巴西、 墨西哥和韩国 1982~1987 年间的反倾销数据，Tobit 模型回归分析发现美元贬 值使得反倾销数量增加。这一结果跟实证模型的选择有关，Feinberg(Zanardietal.2005)利 用负二项式模型分析美国 1981~1998 年每季度反倾销的决定因素，则证实了美 元升值(Zanardietal.而非贬值)引起反倾销诉讼增加。此后的多数研究，包括 Sadni-Jallab 等 (Zanardietal.2005)，Blonigen(Zanardietal.2005)，Irwin(Zanardietal.2005)及 Niels 和 Francois(Zanardietal.2006)等均证实了进 口国本币升值对其反倾销的刺激作用。Sadni-Jallab 等(Zanardietal.2005)对欧盟和美国反倾 销的分析中加入了进口渗透度指标来表示来自进口竞争的压力对反倾销诉讼的 影响，并未获得统计上显著的效果。但是，进口渗透度与进口国反倾销数量的 正相关关系在 Blonigen(Zanardietal.2005)，Irwin(Zanardietal.2005)及 Deardorff 和 Stern(Zanardietal.2005)等研究 中得到了验证。 Prusa 和 Skeath(Zanardietal.2002，2004)在上述经济动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倾销可 以作为策略性工具来使用，认为以前曾经使用过反倾销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相互 提出反倾销指控，并且很多国家倾向于对以前曾对自己提出过反倾销诉讼的国 家实施反倾销，这意味着反倾销很可能是一种直接的报复行为。他们利用美国 1980~1998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还是新兴使用者， 都同时存在反倾销的经济动因和策略性动机。分组检验的结果发现，传统和新 兴使用者在经济动因上差别不大，但是在策略动因上有较大差异。此后， Aggarwal(Zanardietal.2004)、Niels 和 Francois(Zanardietal.2006)及 Feinberg 和 Reynolds(Zanardietal.2007，2006)等的研究也从不同侧面证实了进口国报复性反倾销将会 导致国际反倾销增长。反倾销的策略性动机还有其他表现的方式，比如 Blonigen 和 Bown(Zanardietal.2003)证实出口国报复性反倾销的威胁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来 抑制进口国反倾销的使用。其一，报复性反倾销威胁的存在使得国内企业减少 对进口产品提出反倾销申诉；其二，WTO 争端解决机制使得政府部门在反倾销 决策中较少做出肯定性决策。Feinberg 和 Reynolds(Zanardietal.2006)利用 1995~2003 年间， 40 个进口国对 72 个出口国实施反倾销的案件，来考察一国是否存在因为其出 口产品遭遇别国反倾销，而将反倾销作为报复别国的动机。他们使用了 20 个 HS 产业分类的数据，因此不仅仅可以捕捉到类似于 Prusa 和 Skeath(Zanardietal.2004)的国 家层面的报复动机，还可以识别产业层面的报复动机。在控制了双边出口流量、 汇率效应等反倾销历史案件的非报复因素之后，Probit 回归分析发现，一国反 倾销行动可能引致别国反倾销报复从而增加国际反倾销的使用，也可能由于反 倾销威胁的存在减少反倾销数量。 (Zanardietal.二)关于中国遭遇反倾销动因的特定分析 国内有少量研究专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些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谢建国(Zanardietal.2006)和沈国兵(Zanardietal.2007)的 研究发现，美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和美中贸易等美国外部经济因素仍然是美 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李坤望、王孝松(Zanardietal.2008a，2008b)和王孝松(Zanardietal.2008)则 认为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起到决定性作用。潘圆圆(Zanardietal.2008) 分析了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 13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中国在出口量增长和人 民币贬值的时候遭遇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国的发展程度也显著影响了对华反倾 销诉讼。田玉红(Zanardietal.2009)发现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和中国贸易竞争力的提高都相 应减少了国际对华反倾销诉讼总量，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增长并无显 著影响。王孝松和谢申祥(Zanardietal.2009)综合了宏观经济因素、申诉国反倾销特征、申 诉国关税减让和参与 FTA 的情况、报复性因素和贸易偏转因素对 16 个申诉国的 对华反倾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是，仅王孝松(Zanardietal.2008)以及李坤望和王孝 松(Zanardietal.2008a，b)在其实证研究中提及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呈现出歧视性的背后原因， 前者考察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Zanardietal.ITC)裁定中国出口商品是否构成损害的影响因 素，后者基于“保护待售”模型对美国商务部裁定对华反倾销税率的过程进行了 经验分析，两者均证实美国政府将反倾销这种贸易政策出售给了政治势力较强 的申诉者。 纵观现有文献，关于反倾销动因的实证研究已有较大进展，基本证实了国 际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动因和报复性动因。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进口国的 角度对全球反倾销的一般规律进行分析，或者是对美国等特定进口国反倾销动 因的国别分析。从出口国的角度探讨中国出口遭遇反倾销动因的研究相对有限， 而对中国遭遇歧视性反倾销的深度研究仍然几近空白。一方面，李坤望、王孝 松(Zanardietal.2008c)和 Bown(Zanardietal.2010)等研究仅对美国和一些代表性反倾销大国对华反倾销 歧视性的表象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未有专门的经验检验来予以证实。另一方面， 李坤望、王孝松(Zanardietal.2008a，b)对美国作为申诉国的特定研究也无法判断国际对华 反倾销是否存在普遍的歧视性；并且，仅从美国申诉者政治势力来分析中国遭 遇歧视性的原因是不够的，这只能解释为何美国倾向于自决和任意的反倾销裁 定，而无法有力解释美国为何专门针对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实施歧视性反倾销。 本文首度对中国是否遭遇歧视性反倾销进行全面的经验分析，其贡献在于： (Zanardietal.1)基于全球反倾销背景探讨中国出口频繁遭遇各国反倾销的共同原因，并通过 中国与其他出口国遭遇反倾销动因的比较分析，以实证结论来判断全球对华反 倾销是否存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歧视性；(Zanardietal.2)将对华歧视性反倾销研究中的申诉 国从美国拓展至占全球反倾销诉讼总量约 95%比重的 19 个申诉国，其结论更 具一般性；并且，19 个申诉国有不同的国别属性，可以进一步就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Zanardietal.3)寻求和考证我国出口遭遇歧视性 的制度因素，结合我国自身原因而非仅仅从申诉国方面进行分析，更有力地解 释了为何是我国而非其他出口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对象国；(Zanardietal.4)采用了 大样本数据，包括 1981~2009 年期间，19 个代表性反倾销大国及其各自目标 对象国的双边反倾销数据，申诉国和应诉国的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样本持续 期长，使得我们的实证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三、经验方法与数据 (Zanardietal.一)模型设定与经验方法 为了对全球(Zanardietal.对华)反倾销诉讼在宏观经济因素、报复性因素和制度因素方面 的动因进行整体检验，本文初步设定如方程(Zanardietal.1)所示的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 ADijt 表示在 t 年时，国家 i 对国家 j 的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诉讼 的数量。e、r、x 分别是表示宏观经济因素、报复性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向量， α'、β'和 γ'为系数矩阵；ε 为误差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双边反倾销诉讼数量是一个典型的非负离散计数变 量(Zanardietal.CountVariable)。对于严格正的因变量来说，通常可以利用自然对数变换 log(Zanardietal.y)，并且使用线性模型。但是，由于计数变量可能较多取值为 0，所以取对 数并不可行，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其期望值模型转化为一个指数函数，即令 E(Zanardietal.y|X)=exp(Zanardietal.XB)，由于 exp(Zanardietal..)总是为正，也就保证了 y 的预测值也总是为正。对 期望值模型取对数之后，本文的回归方程变型为： 其中 ξ，t=lnvt，exp(Zanardietal.ξt)服从 γ(Zanardietal.gamma)分布。由于期望值的对数是线性的， 因此可以利用对数函数的近似特征，近似有：%ΔE(y|X)=(100Bj)ΔXjE(Zanardietal.y|X)=(Zanardietal.100Bj)ΔE(y|X)=(100Bj)ΔXjXj。即给定 Xj 提高一个单位，100Bj 近似表示 E(Zanardietal.y|X)变化的百分数；若 Xj 取对数，则偏回归 系数 Bj 就是一个弹性(Zanardietal.Wooldridge，2004)。 在非负计数回归模型中，负二项式(Zanardietal.NegativeBinomail)模型和泊松(Zanardietal.Possion) 模型是较适用的两个模型(Zanardietal.1)。两者的区别在于，泊松模型要求因变量的方差等 于其均值，而负二项式模型则允许方差与均值有所差异。由于本文样本中，各 国反倾销诉讼数量存在过度离散(Zanardietal.OverDispersion)的现象，即方差大于其均值， 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式模型，利用准最大似然估计法(Zanardietal.QuasiMaximumLikelihood，QML)进行回归分析。 (Zanardietal.二)样本选择、变量及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根据 1995~2008 年间反倾销诉讼数量的多少，本文筛选出全球反倾销排位 前 20 的反倾销大国，依次为：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土耳其、巴西、澳 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南非、墨西哥、韩国、哥伦比亚、印尼、马来西亚、 新西兰、秘鲁、泰国，埃及和以色列，其中有 6 个发达国家和 14 个发展中国家 (Zanardietal.2)，这 20 个国家的反倾销诉讼数量合计占全球反倾销诉讼总量的 94.40%。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