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政治经济文化

夏朝政治制度 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可概况为奉“天”罪罚。 奉“天”罪罚的法制观表现为; 一方面统治者的统治依据来自于天命。另一 方面打着天的旗号实现统治。 夏奴隶制部落王国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原始公社 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父权家长制家庭成为对它的一种摧垮力量。奴隶制 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 因此，在国家形成之后，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联系，严格区分 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们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 ， 大夫以邑为氏。在各级贵族之间，就依姓氏的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 这种宗族关系，虽然沿袭了旧的氏族组织的遗制，但在实际上是以父权家长 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等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的。 夏朝奴隶制刑法 到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在以往的 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 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见夏朝法律数量应较多，规定应该 比较细密，法制应初具规模。《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后人大多将《禹刑》作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朝已初步形成奴隶制五刑，并 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除了《禹刑》外，还有《政典》《甘誓》。《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 军法。 夏朝军事 夏朝的军队，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发明的专职征战的工具。夏以前，各部 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由部落内部的青壮年男子负担，夏建立后，中原形 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因此专职战斗的队伍的建立是 必不可少的。禹征三苗，称他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启征有扈，严厉告 诫所属的军队要严格听从他的指挥。足见当时已有强大的军队。 夏朝土地制度 关于夏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家虽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 是肯定当时存在着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为不少同志所同意。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伍员谈到“少康中兴”，少康因过浇之逼逃奔有虞 时说：“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欢一旅，能布其德， 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这里所说的“一成”，当是《周礼 ·考工记· 匠人》所说的“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的“成”。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 方十里为成的“成”，就是百井。《汉书·刑法志》又说：“殷商以兵定天下矣。 ……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 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 畿方千里。”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殷周之制，但从这里所说的“成方十里”、“成十 为终”是区划土地的单位名称看来，使我们可以肯定《左传》中的“有田一成” 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献中也多谓 井田之制，“实始于禹”。 夏朝赋税制度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看来，夏代的公社农民可能 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如赵岐《孟子注》 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实际内容，如同 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这种“贡法”，我们还可以 从古代文献中看出它的原始意义。《说文》云：“贡，献功也。从贝工声。” 《初学记》卷二十又云：“《广雅》云：‘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 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别九州 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这里所说的都指民间劳作献纳于上的 意思，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制其贡，各以其所有。”这就说明夏 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经作为份地分配给公社成员，由其独立耕种;另一部 分土地作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将其收获物采取贡纳的形 式，缴纳给公社酋长。这与恩格斯在论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时曾经说 过的“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是一样 的。《尚书·禹贡》系后人所作，其中所记九州向国家贡纳的情形，虽然不能 认为完全可靠，但其中说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 纳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在夏代业已存在，当是 可能的。因此，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贡法”，并不象《孟子·滕文公上》 引龙子所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 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所说的“贡法”，并非禹之 “贡法”，前代学者早有指出，例如阎若璩引胡渭之说云：“龙子所谓莫不善者， 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与耕作。 夏朝二里头文化 有关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既少，又多模糊不清。关于夏 代的地下考古工作，目前还在继续探索中。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 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一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蛋壳高柄杯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以河南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内涵较典型，称为“二里头文化”。 这一文化遗存的时间，据测定，约在公元前 1900 年左右，属于夏代纪 年范围内。目前，虽然还没有足以确定它是夏代文化的直接证据，但所提供 的丰富考古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