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民国时期上海市民民族主义消费心理形成温和的性格原因

发生在中国境内五卅运动前后的政治军事事件，旗帜鲜明地标榜了那个时代的 主旋律：民族独立、反帝爱国、革命。这些“仇洋”情绪，反映在经济领域，直 观表现在国人的抵制洋货、宣扬国货运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 20 世纪早期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 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民族主义化 了的消费心理。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 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 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 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 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取决于内在需求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 那么对于消费心理来说，不仅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内在心理如个性、态度、需求 等因素的影响，即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性格、气质、价值观。而且 消费者所处的宏观环境因素（尤其是社会心理环境），即消费者对自然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营销因素等进行综合感知并解释的环境，也不容忽视，因为它 对消费心理有影响甚至塑造作用。那么考察民国时期上海市民温和的民族主义 消费心理形成原因，就离不开对其内在心理特征和外部社会环境的综合考量。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市民性情兼具传统中国人一般气质：“老实 温厚、要面子”和近代南方人特有“商人气质”。 一、传统中国人一般气质 国学大师林语堂对中华民族国民性有比较深入地描摹，将其归纳为一个词 “老实温厚”。他说道：“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抵御的力量，而不 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 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这是一种能让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得宁静的 文明。”农耕文明孕育下中国人温顺、隐忍的性格特征，满足着历朝历代政治强 人渴望一统天下，造就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谱写出一篇篇君民祥和的历史佳 话。而这与同时代西方文明长期血雨腥风的攻城略地、君民维权斗争，无疑形 成鲜明对比。 对于中国人“老实温厚”的国民性，外国在华企业可谓明察秋毫。作为比较 早进驻中国市场“老字号”外企之一的英美烟公司，它时常勉励其推销员说：“中 国人眼光短，抱着‘知足常乐’的态度，这对于发展事业是大害处。”中国人“老实 温厚”的民族性，不仅阻碍了国民的进取心，而且制约了国民的反抗精神。这点 在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中也得以印证，“民族主义”中带有“温和”成 分。 此外，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国人普遍的“面子情节”。他形 象生动地写道：“中国人总想在别人面前显得体面和优越些，能够做到这一点就 算是有‘面子’，反之则是‘丢面子’。中国人深知面子的好处，因而总在旁人面前 像演戏一般表现得很体面......”英美烟公司香烟的最初风靡也是迎合了中国人 “讲体面”的心态。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他提及到：“‘面子’这个字眼包含的另外一 层涵义是自尊或尊严，这是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代价都要全力维护的东西。 无论是对是错，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蒙羞的境地，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来维持住 自己的‘面子’。” 五卅运动前后，外国人相继制造的一系列惨案，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自 尊”。纵使平日“老实温厚”，此时的国人也竭力维护面子——捍卫国货，抵制外 货，可见上海市民消费心理中“民族主义”成分。正如后来遭抵制的英美烟公司 一封信函中提到的那样：“我们的高级卷烟处于坚决抵制的状况下。通常消耗大 量高级烟的茶馆、餐厅和妓院，现在都不供应我们的卷烟，而消费者也不向他 们要我们的烟。这全是‘顾全面子’的事，而这类消费者特别要顾面子。” 二、江南人“柔弱”性情 上海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固然具有上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然而，上海市 民还有其独特的性情与风格。就地域历史来看，上海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文化 圈，传统上海市民既不同于“思想简单、生活刻苦”的北方人，亦有别于“力求上 进、脾气急躁”的南方人，更多的是江南居民“柔弱”特性：“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 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 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优雅韵事，静而好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 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美味，饮食享丰沃之乐， 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进退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 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 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这种“柔弱”性情下，即便是在租界建立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外国人在上海 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上海人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态度是冷漠而平淡的，既 不表示欢迎，也没有驱逐他们。相对于广州遇到的激烈抵抗和旷日持久的恐惧， 外国侨民对他们在上海的处境感到宽慰。一些西方人后来把这种差别归结为两 地民风性情的不同，他们还做了些颇有意思的分析：“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 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征也是那样的各不相同的。 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 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 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 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 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亲近。”（1）上海市民此“柔弱”性情，也是其 “消费心理”迥然温和的又一内因。 三、商人气质：精明、崇洋不媚外 纵观鸦片战争前的几百年间，上海的社会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这 里经济发达、“产销两旺”；第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社会成员对市场有一定 的依赖性。同时，整个社会已经比较开放，与外界有广泛而经常的联系；第三， 在合成型社会下，上海人的性格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有江南农家那种心灵 手巧、精打细算、勤劳朴实的细腻性格，又有海上商旅那种开拓勇为、灵巧多 变、善于经营的豪爽气质，这种江南情调与海派风格的融合，为近代上海人口 素质和心理样态的成型，奠定了独特的基础。（2）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竞相进入，上海最先步入了近代工业化进程，上 海人的衣、食、住、行莫不“西化”，思想意识、文化观念更是别具一格。于是， 上海的城市形象及其居民与中国其他地区更迥异了。“在其他中国人的眼里，一 定程度上‘上海’被印上了‘西方’的痕迹，而这种烙印的本质与近代开埠来上海强 大的商业特性息息相关，这种商业特性含有无法抵挡的西方的成分，近代上海 人已被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精明、足智多谋、会算计、头脑灵活、适应性强、 随机应变（随时准备妥协，如非必要又寸土不让）。”（3） 另外，近代上海市民是崇洋却并非媚外。“崇洋媚外”这个概念，是指殖民 地半殖民地状况下某些丧失民族自尊、自信信念的的阶层或人物的一种心态和 行为。具体地说，崇洋是心态，表现为笼统羡慕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希 望把国外的好东西搬到中国来。媚外伴随着崇洋派生，往往是从对西方文明的 崇尚演化为对西方势力的恐惧，最终发展为民族虚无主义。（4） 综上所述，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市民尽管顾及所谓“面子”，进行抵制外货； 但出于后天养成的商人气质中实际经济利益综合考衡以及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 经验平衡，无论是学生、工人还是民族资本家等社会各阶层，普遍呈现出的民 族主义消费心理相对温和与理性。即便后期在英美烟公司“糖衣炮弹”反抵制面 前，上海市民表现得也相当练达与清醒，果决践行“温和的民族主义消费心理”。 民族主义（Nationalismu 或 HauuoHa^H3M)是人类最复杂的文化现象之一。 1789 年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首先提出这一术语，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体 制的社会力量。1836 年这一术语又被学界认定是民族情感的一种形式。民族 主义“从民族理念出发，把民族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和政策。1 它是对一个 民族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坚决维护的情感和行为，表现为族群共有的，包括 民族自尊、民族荣誉等情感在内的一种防卫性心理状态，它是以维护个人、团 体及其族群的利益为目的的情绪和行为的综合范畴，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 背景下起着不同的作用。转型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 国沙文主义及种族主义的混合体，其经历了由个体情绪向社会运动、底层民众 向国家上层政治、个体自发行为向全民有意识行为的递进转化过程，走出一条 群众运动向政治实践、感性到理性、一般情绪向思想意识形态转化的运行轨迹。 它以俄罗斯民族为利益本体，形成了全民性的为了俄罗斯民族重新进行历史定 位、地理定位、精神定位的思想和运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了 20 世纪末期以 来俄罗斯的发展走向。 转型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同历史传统文化思想的融合产生了众多新理论， 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视角阐释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未来命运，其中新欧亚主义 （HeoeBpa3HHCTBo)就是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新欧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 治思潮，在俄罗斯各界产生重大影响，为面临抉择的俄罗斯指出了一条国家复 兴的现实道路。 一、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 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是指俄罗斯人思想意识已经固化的民族主义 价值取向在极端情况下迅速形成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它是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伴随俄罗斯社会转型而爆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国内经济改革失败、政治动 荡、西方势力不断挤压的背景下，俄罗斯民族应激反应性的心理反弹。正如英 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指出“当一个民族感到持续的压力且民族自尊心受到 伤害时，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情绪是民族个体对外民族认知的态度和反应。转型期俄罗斯民族 主义情绪是建立在对自身安全造成威胁，进而产生焦虑和防卫的心理，这是本 民族利益受到损害表现出的本能反应，具有无意识性和排他性特点。主要表现 是对外民族仇视、原有的大俄罗斯主义民族情绪开始高涨，甚至出现极端种族 主义言论和暴行，其影响非常大，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2005 年俄罗斯的一 项社会调查表明，53%的俄罗斯民众赞成“俄罗斯应该成为俄罗斯人的国家”而 赞成俄罗斯人应该在俄罗斯拥有更多权利的民众也达到 43%;59%的俄罗斯人 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 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形成是群体情绪认同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使民族主义活 动有组织化，而且推动集体性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据 2008 年统计，俄 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团体一度高达数百个，除此之外，其他社会团体也大量存在， 它们虽然对种族主义保持谨慎的态度，但却主张坚决维护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 国家的特殊利益，其标志性思维可以归纳为俄罗斯帝国思维。这些团体代表着 不同层次的情绪，言论和行为对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影响，是转型期民族主义 情绪的风向标。 “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非常复杂，各种表述也五花八门”,极端民族主义从单 纯个体性民族利益出发，认为民族安全和复兴要建立在净化民族文化和血统基 础上，主张向异族人和外国人倾泄不满、焦虑等非正常情绪，进行辱骂、袭击 甚至是种族杀戮，这是人类历史的倒退。同样，大俄罗斯主义也不合时宜，因 为它来自沙俄时期所奉行俄罗斯民族至上政策，主张民族专制、宗教、民族单 纯性及帝国统一。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要从认知民族的优越性开始 俄罗斯的复兴，必须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在全球多元化和世界多极性的背景 下，大俄罗斯主义建立的民族一致性和国家意识一元化基础已经丧失。“取得期 待已久的民族与国家融合问题是今日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明显挑战”。 转型期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都达到了顶峰，民族 主义情绪已经成了全民情绪，并且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俄罗斯人的排外情绪 存在于各个年龄层，与政治信仰无关，民族主义情绪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现 象‘俄罗斯人的俄罗斯’这一口号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 二、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化 理论化是伴随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持续发展有超越伦理道德底线趋势而 必然经历的阶段，在极端民族主义屡次付诸暴力、无政府主义情绪泛滥的背景 下，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已经严重威胁整个国家安全，如何认识和指导民族主义 潮流引发俄罗斯各阶层对民族主义的“内凝力”和“外张力”全方位的思考。这种情 况下，一直以拯救俄罗斯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置之度外的“知识分 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同民族及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因而能够担当起民族主义运 动的领导”H。伊万诺夫的《民族主义》（1995)和《民族与民族主义》 （2002)、科日诺夫的《俄罗斯的咋天、今天与明天》（1997)等著作，以及 其他学者玛丽诺娃、波兹尼亚科夫、娜洛奇妮茨卡娅、马拉霍夫、阿鲁丘尼扬、 萨沃斯库尔、雷巴科夫斯基、季什科夫、梅德韦杰夫等都对俄罗斯民族主义作 出了阐释，并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指导民族主义的发展态 势，使其理性化。俄罗斯知识分子以特有的理性，从俄罗斯民族利益出发，力 图用理论来论证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未来前景。“他们努力在思想和理论 上探寻‘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命运’问题，试图为俄罗斯找到一条通往现代化的 道路。8 这标志着民族主义理论化达到高潮。 民族主义理论化是以能动性识别和积极引导为目的的系统化总结过程，这 是人类实践行为发展的更高级的阶段，具有社会思想意识化的系统性、指导性、 群体性、共识性等特点。理论化既适应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也适应了俄罗 斯发展需要，两者契合使民族主义理论化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伴随理论化进 程俄罗斯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末演变成俄罗斯全民意识和行为，超过了其他所 有思想理论学说所能引起的社会思潮，其势力已经渗浸思想界和政治界，最终 实现由民众向上层、群众运动向政治实践转化。就伦理学而言，实现政治化之 后，俄罗斯民族主义不再是个体或团体感性运动或思潮，而是需要思索的理性 行为，这无疑需要选择更为合理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指导。 1993 年，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俄罗斯议会选举中赢得了 70 个席位，成为 议会第一大党。近 22%的俄罗斯选民选择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党”的俄罗斯自由 民主党，就是因为其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民族主义政治化开始的标志。 在俄罗斯还存在其他的各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党派和政治团体，如极端 民族主义性质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俄罗斯人民民族党、民族共和党，温和民 族主义性质的统一俄罗斯党，等等。虽然政治理论和目标以及政治影响力也不 相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都指向民族主义。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有成效的建设 性的工作不可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进行，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 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方针的社会里进行”。可见在民族主义 运动已经政治化的俄罗斯，理论化是十分必要的。 俄罗斯知识阶层对民族主义思辨，最终使一些知识分子相继提出与俄罗斯 民族主义有关的新政治思想理论。这不仅使俄罗斯民族主义理性化，而且使之 理论化、思想化。这样，俄罗斯民族主义完成了由社会意识和行为向思想意识 形态的转化，而理性民族主义也顺理成章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和叶利钦 执政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社会思潮。 三、新欧亚主义是转型期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的代表 俄罗斯社会进入转型期后，民族主义理论及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纷繁复杂。 A.r.杜金（A.rflyrHH)在继承古典欧亚主义思想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用俄 罗斯既有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开创了符合新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新欧 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理论。1997 年，杜金出版了 《地缘政治学基础》，书中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俄罗斯应以 特有地缘政治优势，成为平衡这一对立的中心。其实质上既是对“多极世界”理 论的再阐述，也是对俄罗斯民族至上至尊思想的再阐释=《地缘政治学基础》 的出版标志着新欧亚主义理论工作完成。2001 年，杜金参与创建了新欧亚主 义政治组织“俄罗斯欧亚运动”，2002 年又改组欧亚运动，成立俄罗斯欧亚党， 从而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而杜金也从思想家演变成了政治家，开始在 政治实践中推行新欧亚主义。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实际上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政治理论。杜金在 对传统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基础上，把地缘政治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学说中。他提 倡用俄罗斯独特地缘来指称俄罗斯文化，突出俄罗斯文化东西方连接的优势， 同时应该注意历史传统传承，即要顾及固有的民族主义心理，又要符合俄罗斯 社会现状。在此理念下杜金提出‘精神主义、人民政权和大国思想’新的三位一体 的新欧亚主义要旨。 杜金认识到在俄罗斯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民族主义运动需要一系列理论 指导。新欧亚主义中‘‘精神主义”是杜金为俄罗斯复兴给出的思想保障，杜金反 对西方自由主义，认为俄罗斯独特地缘使之沉积下的传统精神才是俄罗斯民族 复兴的保证，避免极端主义路线。而“人民政权”是杜金为俄罗斯民族复兴提供 的世俗制度的保障，杜金理论中的人民政权实质是限制专制主义，这是结合了 西方民主和东方专制的混合体制。在他看来西方自由主义不适合“欧亚洲人”， 俄罗斯独特的地缘文化使得俄罗斯有理由拥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制度体系。这也 为俄罗斯总统体制提供了理论保证，所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新欧亚主义是 俄罗斯的重要政治理论和建国思想，而普京提出的国家民族主义被杜金认为是 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具体政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