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籍的生产方法是怎样的

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 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 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 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 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 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 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 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 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 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 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 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 ， 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 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 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 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 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 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 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 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 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 搜〕锓〔jian 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 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 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 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 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 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 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 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 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 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 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 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 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 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 32 厘米， 宽 3.8 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 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 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 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 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 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 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 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 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 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 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 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 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 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 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 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 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 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 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 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 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 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 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 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 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 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 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 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 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 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 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 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 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 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 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 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印制术出现后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 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 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 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 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 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 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 326—334 年)发明说，六朝(公元 222—584 年)发明说，隋朝(公元 581—617 年)发明说，唐朝(公元 618—906 年)发明说; 晚的有五代(公元 907—959 年)发明说，北宋(公元 960—1126 年)发明说。时 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 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 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 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 1491—1565 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 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 人，年仅 36 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 纂的《女则》10 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 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 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的六月， 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 7 世纪的上半叶 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 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 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 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 17 年。再过 19 年，即麟德 元年(公元 664 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 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 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 10 多年的时间，说明 7 世纪的 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 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 (公元 868 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 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 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 〔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 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 15.2 尺，完整无 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 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 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 9 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 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 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 953 年) 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 22 年的时间里，由国子 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 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 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 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 (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 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 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 勾〕中正、 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 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 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 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 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 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 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 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 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 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 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活字印刷术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 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 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 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 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 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 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 1041—1048 年)，平民毕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 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 5)。 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 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 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 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 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 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 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 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 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 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 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 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 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 认识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 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 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 印书籍大约要早 400 年。可惜的是，毕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 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 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 1193 年)根据沈 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 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 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 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 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 1830 年)，苏州人李 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 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 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 30 年 的努力，仿制了 10 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 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 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 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 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 20 年，浙江奉化州官 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 10 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 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 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 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 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 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 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 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 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 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 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 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 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 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1773 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 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 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 25 万多个大小不等 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 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 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 134 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 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 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 15 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 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 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 1490 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