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更衣记美文欣赏(3)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 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 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 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 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 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 ， 又称“线香滚”。在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 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 ， 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 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 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 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 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 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汀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 “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 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 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 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 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 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 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 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 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 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 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 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 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 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腰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 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拔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 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 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 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 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 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 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 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 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 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 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 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 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 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 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 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 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 一九二 0 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 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 女性化的一切，很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 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 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 0 年，袖长 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 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 颇，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怒。可是它象 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 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入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 即合。然而格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 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 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 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危险的工作，小心 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 性质的镶滚也兔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攒 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 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 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 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 的时装公司如 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 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 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 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人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 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 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于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 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 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 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 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 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 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 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 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 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 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 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 ， 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 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 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 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 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 声望，不借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 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 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 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时间 机器》、《隐身人》等科学幻想和社会预言小说。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顾眼，中装 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 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 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 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 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 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 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 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情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 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