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中的平衡——读《中国经济史》

不断读书学习给人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剔除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断 更新自己的认知，然后去接纳多变的生活。读中国经济史，发现自己以前的 认知似乎沉沦在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贴标签模式中。非黑即白的观念体现 为认定某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这只是初级阶段，等渐渐成长，在价值判断 领域可能会分化出灰色地带，但是在认知上可能仍然是“二分法与贴标签”模 式。比如，一提到中国古代经济就是地主老财的封建私有经济，现代经济就 是公有制。其实，每一项国家制度的定立都远没这么简单，不是地主阶级掌 权就真的所谓“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统治者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内部外部生态 和多个利益集团的博弈，许多政策也并非是“英明神武的智慧选择”，而是情 势所逼，不得不去这么做。就像认识一个人，不能简单判断此人好坏，而是 要了解此人背后的故事，探索他为何做某事，这样认知才全面。认知经济政 策，甚至所有政策，都要了解背后的行为逻辑才能理解透彻。 笔者以前从未思考过历代经济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解释 历史也多采取“生产力发展”、“维护某某阶级利益”这样的解释带过。当然这样 的解释也没错误，只是过于简单，不利于引导人去思考。笔者还未想过，以 土地为代表的资源“国有”还是“私有”问题，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存在，历代 政府也不断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行动甚至还关系到国家存亡。 笔者猜想，原始社会部落征战，胜者成为统治者，败者成为被统治者， 被统治者供养统治者，但被统治者自身也要生活，因此出现井田制。一块儿 地分成井字形九块，中间一块儿为“公田”，由八家共同耕作，供养封君;另八 块为“私田”，由八家自给自足。“初期农民性情淳朴，勤劳地为地主耕作公田， 对自己的私田反而看为次要”。(中经史 18) 后来，大约春秋时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生产力发展，铁犁牛 耕出现，更涌现出一系列水利专家如魏国西门豹、李冰、郑国等，农业繁荣， 阡陌交叉划出的小片耕地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增长的欲望或需求。物质水平提 高，淳朴的农民也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二来随着经济发展，行政部门的事 儿越来越多，解决问题就要招人，招人就得吃饭，解决事儿就得有财有权， 因此要集中资源。笔者认为，经济发展走在前列，需要解决的事儿多，中国 的行政不得不早熟，高效行政意味着集中权力，我们的祖师爷威尔逊在《行 政学之研究》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因此，政府开始集中。资源集中，收 入多，支出必然也多，政府财政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几千 年，今日亦然。 怎么增加资源呢?各地最高统治者，当时应该称之为诸侯，开始到处敛 钱，出现打仗、收税的情况。这两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吴晓波提到的以战止 战的商鞅和以商止战的管仲。管仲是管经济的高手，通过开妓院、打商战、 盐铁专营等手段获得国家财政，商鞅一面通过打仗掠夺，一面废井田，这样 把田分到私人手里，然后征税，使国家获得粮食资源。那原来的封君贵族不 同意怎么办?打倒!战国时期其实就是国家集权而灭封君，灭到只剩七个像样 的封君，最后秦统一天下。这样，天下的事都有集中的机构来管理了。 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政府出现了，其实，专制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大问题， 低效、浪费、滥用权力，更何况那时不仅有政府需要供养，还有皇室，所谓 的内朝外朝都伸手要钱，怎么办? 秦统一后，集中资源的想法太强烈，人民生活还没搞上去就压榨，因此 二世而亡。刘邦等一群亡命之徒打倒秦帝国，灭了最后一家封君——秦。这 样，中央彻底战胜了有封建倾向的地方贵族，非贵族的中央政府崛起了。但 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还是得解决，汉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皇室与政府 夹着尾巴做人，倒还好。传至汉武帝，此人好大喜功，到处征战，人称“散财 童子”，中央财政问题又出现了。当时掌管经济的官员有大司农和少府，大司 农掌握政府财政，少府掌管皇室私人小金库，为征匈奴，武帝“毁家纾难”， 命少府从自家府库中拿钱，同时期望地方盐铁商人捐款，但没人理会。按法 例，山海地泽属于皇帝，武帝认为，你们这些盐铁商人，靠着我们家的海和 山晒盐挖矿赚钱，让你们捐点儿钱还不愿意，好吧，那么我只好把盐铁收回 国有了。这便是武帝时的“盐铁政策”。 汉代作为中国名片式的王朝，大受生产力发展之利，农业发达，交换频 繁，自然工商业也会繁荣。但是，政府恰好没钱，怎么能坐看商人赚钱呢? 当时有两种经济思潮，一是以晁错、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统治计划经济， 即要求盐铁国营，限制民间经济发展;二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自由个人主义的 经济思想，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 与之争”，提出不能与民争利，还特意为商人著书立传，是为《货殖列传》。 (中经史 51-55)但是历史选择了前者，中央政府为了财政收入不得不与民争 利。汉武帝采用了“平准”、“均输”二法，即“物价管制”、“统购统销”，又实施 “算缗钱”、“商车钱”就是“财产税”与“车船税”。面对一系列的“与民争利”措施， 汉代儒生们决定起来反抗，书生反抗，当然是讲道理，汉武帝派出宰相桑弘 羊与之辩论，桑弘羊指出“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 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这便是有名的桑弘羊之 问。(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152)从此，政府与民争利有了坚实而确实的理由。 政府推行农业轻税，汉代十五而税一，实际三十而税一。后来政府到处 圈钱，与民争利，商人自知做不大，就开始投资固定资产，那时没有房子， 但是有土地，因此土地兼并作为社会问题出现了。有资产的人通过各种方式 聚拢土地，农业税又很低，有钱人的兼并欲望更加。所以说，一项看似好的 政策实施下来并不一定取得好的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 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纳三十分之一的税”(历代政 治得失 22)，后来王莽实行类似“社会主义的改革”，土地国有，五均六筅，就 是为抑兼并、均贫富，但失败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汉末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战争频发，但战争年代充满竞争，效率问题 会被重视，加之社会财富在战争中被重新分配，能诞生不少好的制度。比如， 均田制、军队屯田制随之出现。至唐代初年，学习当年均田经验，核对户籍， 授田于民，藏富于民，理清税制，将税分为粟米之征(租)、力役之征(庸)、布 帛之征(调)，这就是租庸调制度。(历代政治得失 61)但是，臃肿的政府始终 是个大问题，至唐玄宗时，中央政府又开始好大喜功，连年征战，所谓“边庭 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中央政府又开始没钱了，由于信息收集管理 能力低，户籍制度被打乱，租庸调制无法维系，唐德宗宰相杨炎提出“两税 法”，即打破租庸调界限，夏秋两季直接收钱，虽备受诟病，为了政府运转也 不得不用。 此后，政府财政危机、民间土地兼并问题一直一波三折得不到解决。历 代政府为了解决这两类问题，国有制也试过，如汉武帝、王莽;私有制也用过， 例如初唐，并不是我们中学学过的什么地主阶级维护利益云云，其中还要平 衡各个团体的利益。(吴晓波总结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当然这只是一种角度)此后，宋代也面临冗员、冗官、积贫积弱的问题， 王安石进行变法，但越变越坏;明代张居正变法，也失败了;套用吴晓波的说 法儿，这两大改革者的失败，让统治者失去了变法的信心，只能得过且过， 在读书人心中，王张二人的才德权势尚不能成功，就不敢尝试了。得过且过 也得维稳，“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既然没有求发展的能力，保稳 定还是要的，所以清代的做法儿是闭关锁国、封锁言路，且维稳吧，于是又 有了之后种种。 大政府历来都面临财政问题，开源节流时又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致 使土地兼并，虽然在国有、私有中找个平衡，但低效、浪费、滥权之风又不 能解决，百姓深受其苦，无恒产、无权利，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最值得相信的就只剩下财势了，社会风气又每况愈下。这是古代历朝弊病， 必须重视。了解这些，聪明人能因时而动，成为上流社会的资产者，但大智 上善的人，还是得有那么点儿怜悯心，为我们共同的社会做那么点儿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