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

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 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际关系 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 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 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 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amoral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 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 [2]。 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 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 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 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 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 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 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 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 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 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 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 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 “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 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 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 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 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 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 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 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 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 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 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 -收益分析的国家利 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 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 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amoral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 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 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 政治手 段都 必须符合 根本的道德伦理” [12] 。“应用于个 人道德的共同 原 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 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 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 1 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 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 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 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amoral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amoral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 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 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 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 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 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 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amoral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 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 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 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 历史唯 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 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 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 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 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 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 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amoral国家) 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 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 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 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 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 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 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 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 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 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 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 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 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 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 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 健康 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 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 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 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 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 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 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 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 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 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 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amoral国际社会或世界社 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 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 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 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 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 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 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amoral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 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 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 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 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 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 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 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 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 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 (amoralKenneth Thomps)on) 而 言 ， 这 “ 并 非 是 对 与 错 之 间 的 争 论 ， 而 是 对 与 对 (amoral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 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 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 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 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 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 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 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 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 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 200 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 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 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 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 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 作为的美国也于 2008 年 4 月 17 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 变化会议”并提出在 2025 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 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 “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 15%并且从 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 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 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amoral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 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 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 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 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 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 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 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 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 浅析》，载于《欧洲》2002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 何 怀 宏 ： 《 国 际 伦 理 的 特 殊 性 和 必 要 性 》 ， 载 于 《 国 际 政 治 研 究》2007 年第 3 期，第 5-7 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 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19-20 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5 年版，第 73-75 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 年危机(amoral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amoral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 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3 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 想浅析》，第 2 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 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 年第 5 期，第 143-149 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 74 页，第 84-85 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 刊》2003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 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 115 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 学报》，2004 年第 3 期。 2017 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