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一、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 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 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 文正脉”之誉。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 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 。 罗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 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 宗。”[1]5 宋明理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 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 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宋 明理学之影响。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 唐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 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 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 。 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2]4867 唐鉴特 别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 给贺长龄的信中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 初识指归”[3]1858,曾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位 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 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 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 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2]5062 咸丰元年(1851 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 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 ‘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 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 有一分之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现 实生活并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 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 别自发，渐成自觉;告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便 有“南蛮之地”的说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 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 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 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 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 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4]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 理环境对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 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 表，亦是湘人精神活的灵魂。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 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 其坚毅决卓的湘人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 育的源头活水。 二、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 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多望 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5512 曾国藩认为， 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 践行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 静”、“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 .道 光二十四年(1844 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 五条箴 言勉励自己，劝诫诸弟。咸丰二年(1852 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 应在“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咸丰九年(1859 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 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 [2]4878. 咸丰十一年(1861 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 “禹、墨 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 年)，已是重病缠身 的他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 条修身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 敬 则 心 强，求 仁 则 人 悦，习 劳 则 神 钦[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 首先，庄敬日强。在曾国藩看来，人们必须心怀庄严持重、敬慎严谨的 态度，才能不断进步自强。他十分重视“敬”之工夫，断言敬则存心渐趋于厚; 主张“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 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 之。”[2]4875 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之道还是为学之方，皆离不开“敬”字。“圣 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 [2]5247“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 除。自 后 守 此 二 字， 终 身 断 不 敢 稍 有 陨越。”[5]5 同治十年(1871 年)，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平生 居敬涵养的心得体会时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 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 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 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 敬，不 敢 懈 慢，则 身 体 之 强 健，又 何 疑乎?”[2]5587 曾国藩明确指出“敬”能强身健体，强调要以“敬”修身。在此基 础上，他进而提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 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 也。”[2]5587 曾国藩详细探讨了“敬”之工夫、表现、效验，把居敬的意义提 升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其次，主静安详。受唐鉴的影响，生性好动的曾国藩将静心、静养视为 道德修养的得力方法。他认为，人们如果静心修养，不为外物所动，就会获 得安宁、详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十月，他在日记中云：“唐先生言： ‘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 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总是要静。’”[2]4894 经过唐鉴的点拨，曾氏决心接受并践行宋明理学的主静 修身养性方法。说来容易做起难，曾氏在此前后并没有非常切实地践行主静 的修养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正月，他在日记中自责说：“数日心沾滞 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之一法。 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 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边耳。”[2]4892 心气浮躁，则不能静 思，不能静思，则难以顿悟而产生灵感，当然作不了诗。“平生只为不静，断 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 [5]126 为了 提高自己静坐的耐力，他定下了“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 育’田地方好”[2]4868 的人生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曾国藩终于达到了 超然物外、心无所着的静心状态。他在《主静箴》中说：“斋宿日观，天鸡一 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 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 古。”[2]5054 再次，慎独内省。慎独是指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 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违背道德信念之事。一个人 在独处时，也能自觉遵守道德律令。 曾国藩非常注重挖掘“慎”之内涵：“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 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 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7]434“‘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2]4903 曾国藩认为“慎独”是“守身之先务”.“自修之 道，莫难于养心。”[2]5584-5587 在他看来，人们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 恶如恶恶臭”,全力除去私欲，以存天理，那么《大学》所谓的“自慊”(“慊”通 “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都能切实践行了[2]5587.曾国藩以理学大 师倭仁为榜样，认为“研几”功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就是要捕捉事物的苗头与 征兆，从而认识并察 见事物 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灭 人欲于 将萌之时。 曾国藩常常私下反省自己的言行，以便修正过失，体现了慎独的精神境 界。咸丰十年(1860 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 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慎独驱使 他养成功成不居、谦虚低调、防患未然的心志。同治元年(1862 年)，他在日 记中说：“光景似箭，冉冉又过十年。念德业之不进，愧位名之久窃。此后当 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2]4904.他在同治二年 (1863 年)的日记中对自己作了更苛刻的解剖：“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 时多，治事时少。 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 ……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矣。” [2]4905 勤于职守，公私分明，选官有方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对自己如 此严格要求，殊为难得。 最后，八德自勉。“八德”既是曾国藩理论思维的工夫，也是其道德修养 的工夫。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 泽儿言之，宜转告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 [2]5574 曾 国藩把个体品德概括为“八德”,用于自勉和育人。“勤”是修养吃苦耐劳勤奋的 工夫;“俭”是修养自我约束节约的工夫;“刚”是修炼意志的工夫，做任何事须 有排除万难的雄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明”是修养知晓天命、晓明大义的工 夫;“忠”是修养尽心竭力、忠诚无私的工夫;“恕”是修养设身处地、宽容他人 的工夫;“谦”是修养谦逊虚心的工夫;“浑”是修养难得糊涂、非原则问题可以 让步的工夫。“八德”很全面地规范了个人修养的内涵，果能依此践行，定能 造就品德高尚的理想人格。 三、自我教育之“用”:内圣外王与经邦济世 曾国藩虽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高，但并不沉溺于心性之谈，而是讲求实 际，注重实功实效，追求以“修身”之德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业，实现儒 家“内圣外王”之目标。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致贺长龄的信中写道：“今 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而莫若取笃实践。”[6]4 他强 调不管是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 过高之理。”[5]539 曾国藩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倡导经邦济世，并躬行实践， 重实用，求实际。作业信奉“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理学家，曾国藩崇尚儒 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认为一个人不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而 且要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曾国藩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因此，当 太平天国军队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时，身为儒生、文臣的曾国藩毅然作 出了招摹、训练湘军的壮举。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屡败屡战，最终剿灭了 太平军，建立了挽清廷于既倒的经世事功。 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 局面。清政府军备衰落，吏治腐败，对外无法抵制各国强敌的日益逼近，对 内横征暴敛，使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由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农民 纷纷揭竿而起。作为清政府主力军的八旗和绿营，由于内部腐化，训练不精， 素质低下，完全无法阻挡各地农民起义的攻击，节节败退。正在家中守制的 曾国藩此时接到谕旨，要求“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 务”[10]39,为“分君父之忧”,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当时绿营弊病丛生，兵营之 间胜则互妒，败不相救。曾国藩深知绿营的腐败，他认为“现在之兵，不可练 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使补兵额”[6]130.为筹办团练，练好湘勇， 曾国藩取法“戚家军”,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7]463 为 标准，严格选择勇丁，“但求其精，不贵其多” ,训练“但求有济，不求 速 效”[10]41.为对抗太平军的水营，又筹建了一支水上之师。由此创立了一支 水陆合一的湘军，这支军队最终不负众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 清政府起死回生，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 面对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特别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之 后，曾国藩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着比太平天国更甚的威胁和挑战。他在日记中 写道：“念 夷 人 纵 横 中 原，无 以 御 之，为 之 忧悸” [5]669.为寻求富国强 兵之路，曾国藩开始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他多次阅读《瀛寰志略》，了解 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亲身体验并乘坐外国轮船等等。随着对西方情况了解 的加深，曾国藩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 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8]748,必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方能应变 当时国家之变局，“期永远之利”[11]1272.为此，曾国藩提倡“西学为用”,吸收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自己制造 洋枪洋炮，并试制轮船，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1862 年，安 庆内军械所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轮船蒸汽机。 曾国藩在亲自观看该机器试验后，喜悦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 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8]766 为尽快掌握 西方机器制造原理，曾国藩又特地命容闳赴美国采购机器，随后，与 李 鸿 章 共 同 创 建 了 江 南 制 造 总 局。 1868 年，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了中国第 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乘坐验看了这艘轮船，并为之取名“恬吉”,他说“中国初 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12]1542.为此，他向朝廷奏报， 认为“将来渐推渐精……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13]6092,把这看作是中国 自强之道的始基。在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之后，曾国藩又明确奏请开设翻译馆。 他认为翻译“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循。 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 然”[13]6093.因此，曾国藩特地聘请英美传教士和中国科学家一道翻译西方 科技书籍，并“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13]6093,培养翻译人才， 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此开始，李鸿章、左宗棠、 奕?等人又先后创办了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终于将西 方的工业革命引入保守的中国。 此外，曾国藩还采纳了丁日昌选派学生留学的建议，积极提议派遣中国 子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向朝廷奏报：“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 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馀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 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4]7331 后又多次重申，并说：“彼 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14]7331. 在派遣留学事宜得到清廷批准后，又积极筹划并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 生。这批留学生在求学期间深入钻研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推动了中西文 化交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 “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长梁敦彦、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将中 国的唐诗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的蔡廷干等就是此中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