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庆龄 1915 年与孙中山结合后,一身兼任妻子、学生、助手多重角色 。
在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等诸多政治活动中,宋庆龄并非完全消
极被动,而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辅助配合孙中山的政治举措,促进事态发展。
根据既有资料,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倚重无可置疑;但孙中山生前,宋庆龄
一直居于幕后而不为人所知,在国民党内亦未曾有任何实际安排,也是不争
的事实。宋庆龄实现角色转换,得到国民党内同志及社会民众的认可,获得
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权威阐释权,从根本上而言还是来自孙中山临终前的
嘱托与安排。
对孙、宋结合,国民党内不少人持有异议,胡汉民、朱执信甚至还当面
向孙中山"诤谏".[1]
1922 年 6 月孙中山羊城蒙难,宋庆龄临难应变的大智大勇,为自己赢得
了声望,令国民党内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不但承认她是'总理夫人',而且对她
十分尊敬了".[2]
1925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作政治嘱托,并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
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由于对宋庆龄的未来处境放心不下,他用手指着宋庆
龄对何香凝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
教人而歧视之".[3]
孙中山的临终嘱托,自然极具分量,何香凝也不负所托。1925 年 4 月
12 日,上海 10 万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何香凝在演说中高度称颂宋庆
龄,"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
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
斗。"何香凝以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此明确将宋庆龄定位为孙中山事业
与思想的继承者。1925 年 12 月 25 日,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广东省党
部投票正式选举宋庆龄为国民党二大代表。1926 年 11 月 4 日国民党二大第
一次会议,汪精卫提议宋庆龄担任主席团主席。
1 月 8 日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1 月 16 日高票当选为第二届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1 月 22-23 日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她被推选为特派驻
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4]
至此,经过国民党组织程序,宋庆龄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确立了其政治
地位,成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颇具权威的阐释者与继承者。
二
1925 年 6 月 9 日,宋庆龄发表《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
的谈话》,这是其首次就时事公开表述政见。她在谈话中表示:"外间对学
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对内
推翻满清帝制,对外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皆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孙先生
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7 月 2 日发表
《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谓:孙中山"明知列强必
以武力恫吓,而卒毅然行之者,一以公理所在不能屈于威武,一以国人习于
帝国主义之侵略久而忘之,欲以独力反抗,唤起民族之自决与世界之公
道","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
将与列强宣战。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宋庆
龄进而阐发道:"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
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
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此两文发表于"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之中,
后者直接为声援中共发动的"省港大罢工"而作,因而特别强调孙中山"反对帝
国主义"的一面,极具现实针对性。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作出系统阐释,是在 1927 年 7 月汪精卫控制的武
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前夕用英文写成、7 月 18 日在汉口发表的《为抗议
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宋庆龄在"声明"中一方面阐释孙中
山"三民主义"的要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
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
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
柱石";而"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又着力叙述勾画孙
中山的贫苦出身:"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
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孙中山很
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
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
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
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
的贫儿的时候,他变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
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
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5]宋庆龄还回忆:1924 年 7
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大会,"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
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
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
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1927 年 8 月 22 日,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6]着重对孙中
山的"三大政策"详加阐述。"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
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
民主义","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
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因为工农"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
十的人口";第二项政策是"国共有合作的必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
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通过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宣传力量,可以使
国民党控制党内军人,使他们服从政治当局";第三项政策是"国民党联合苏联
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因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
1929 年 5 月,宋庆龄公开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将孙中山"学说的基本原则"概括为:"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
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 3、实现工农政策。"7 蒋介石、汪精
卫"分共"的主要理由是中共发动的工、农运动"过火",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
阐释中,特别强调"工农阶级"的重要;并且着力叙写孙中山出身之贫困,以追
溯其工农革命思想的根源。
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宋庆龄再次强调"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
四十年"[7].1931 年 12 月为抗议邓演达遇害而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中,
再次特别强调"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
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8]
蒋介石、汪精卫均着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神圣化,并以孙
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中共方面也高举孙中山的旗帜。1927 年分裂后的国、共
两党激烈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也即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宋庆龄此时已逐
渐具备孙中山思想代言人的身份,被认为能得孙中山思想之真传。如汉口
《民国日报》谓:"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
之最审,行之尤力".[9]
她基于自身政见而对孙中山思想的阐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对蒋、汪
方面构成有力的冲击。平心而论,孙中山晚年虽有"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所
侧重的"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
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10]
因而很难说孙中山已将"工农"置于国家"柱石"的重要地位。宋庆龄对孙
中山思想的这些阐释,亦有服务于时代主题的个人发挥。而她对于孙中山贫
贱出身和贫民意识的刻画,对于孙中山形象的建构影响深远。宋庆龄本人后
来对此也不断强调,并被学界反复引用。后文还有详论,按下不表。
宋庆龄 1939 年发表的《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是她仅见的对于
辛亥革命历史背景及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之系统阐述。她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
背景为:清廷沦为列强的收税机关,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双重压迫
之下,惟有推翻满清的暴虐统治;并以白莲教起义-太平军-义和团作为辛亥革
命的酝酿。其论述逻辑与所追溯的革命系谱,与中共的革命史叙事模式并无
二致。她对于辛亥革命的叙述,亦大体本乎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史观".
但她的阶级分析却颇为独特:在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之后,"一般思想简
单及只顾私人权位者,多为变政的巧妙名词所迷惑,于是有意的,或无意的,
这些人就相继做反革命的官僚、大地主、军阀和买办。而另一派眼光远大的
真正爱国分子,人数虽然比较少,但是不受清廷欺骗,这些人可以代表都市
中产阶级和全国农民、工人的真正意志,他们就组成了革命集团,那就是孙
中山先生所组成的革命党,后来改名为国民党的。"在宋庆龄的叙述中,立
宪派均是"反革命的官僚、大地主、军阀和买办",而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中心
的革命派则"代表都市中产阶级和全国农民、工人的真正意志".而如何使革命
领袖与民众联结呢,"这个问题,就利用当时清廷组织的新军来解决。……
新军是当时最有组织的唯一革命集团。里面包含着都市的失业群众、手工业
工人,而大部分则为破产的农民。革命党同志遂乘机向新军大规模宣传革命
思想,新军遂成为我国第一次革命的根据地".
在中共的革命史叙述中,辛亥革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1]辛亥
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民众。早在 1919 年,毛泽东就
提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原文如此,无误)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
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
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
[12]
彭述之也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辛亥以前,"在群众方面只看到
几个会匪,智识者,一部分新军人和华侨,绝没认真想到工人农民的身上。
在辛亥后连会匪、智识者和华侨的运动,也都停止了 ".[13]陈独秀且认为:
辛亥革命"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
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14]
国民党代表团在 1923 年 10 月向共产国际代表递交的《关于中国国民运
动和国民党的报告》也承认:"1911 年的革命是少数学生和军人的共同事业,
而群众只是赞同推翻满清王朝,并未参加革命 "[15].宋庆龄关于孙中山及辛
亥革命的表述,论及革命的阶级基础,与毛泽东、彭述之、陈独秀等人的看
法迥然有异。
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陆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并
不太重视,"那时候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占据了大家的思维空间,总
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旧的革命,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一个铺垫而
已"[1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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