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论文怎么写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论文篇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论文》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 半个世纪。爱思范文 23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 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 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 水、有大渡激流…… 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 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 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 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 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 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 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 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 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 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 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 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 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 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 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 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 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 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 、 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 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 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 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 们仍然需要在 21 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 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 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 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 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论文篇二：《红军长征中的群众工作》 [摘 要] 群众工作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任务是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红军长征中的群众工作有力 地配合打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为红军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保 证。 [关键词] 红军 长征 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基础。在长征中，由于对共产 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沿途群众对红军存在着 怀疑、恐惧情绪，造成了红军在白区粮弹供应、兵员补充上的困难。做好长 征途中的群众工作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克服困难，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 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因而，红军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群众工作，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一、加强对群众的宣传 (一)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1934 年 10 月 9 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 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各军团“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 与群众工作的教育”，“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1]P61。10 月 29 日，总政治部《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争取群众最重要的 工作是“传播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2]P163。红一方面军 执行总政治部上述指令和训令，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扩大党和红军的影 响，采取沿途书写标语、画漫画、散发宣传品和口头宣传等方式对群众进行 宣传。对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苏维埃的各项政策。 在经过的一些圩镇中，还通过召集群众大会、演戏等方式进行宣传活动。例 如，红一方面军在广西的界首、石塘和贵州的遵义等地，召开群众大会、演 出话剧和活报剧。 红二十五军注意做好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 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了党 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 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P284。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用木炭、石灰、粉笔书写标语、口号。 内容主要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倒土豪劣绅”，“红军和 老百姓是一家人”，“收复失地、还我山河”，等等。红四方面军四处张贴《告 昭(化)、广(元)、剑(阁)、梓(潼)、绵(阳)一带穷苦父老兄弟姐妹书》《穷人不 是命该穷》《告贫民书》等宣传资料，教育沿途广大群众。 瓦窑堡会议后，红军各部队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和策略。1936 年 6 月 30 日，总政治部发布《北上抗日政治保障计划》， 要求各部队“广泛宣传我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沿途张贴各种宣传品，发动群众 斗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大大宣传并执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号召 群众参加抗日红军”[4]P560。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要求， 向沿途群众宣传抗日反蒋，号召群众参加抗日红军。 (二)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1934 年 10 月 22 日，总政治部《关于没 收捐款细则》规定：红军在白区打土豪时，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 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2]P161。10 月 27 日，《红星》报发表《加强连队的 地方工作》一文告诫，各连的地方工作组应当经常注意纪律的检查，以自己 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亲眼所见的 经 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 长征中，个别部队有时会纪律松弛，发生一些不良现象。《红星》报曾 多次批评其不良行为，并提出了改进措施，还及时报道正反两面典型。例如， 11 月 7 日《红星》报以“违反纪律脱离群众的家伙――一个枪毙，一个罚做 苦工”为题公布：某部战士自由行动，破坏红军纪律，经上级机关批准执行枪 决;某部工兵连指导员私拿土豪谷子换鞋子，自行没收土豪财产，被撤职并罚 做苦工。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抓住这一例子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教育，严格的 检查本部队的纪律”。11 月 14 日，《红星》报在《值得学习的》一文中，表 扬了“‘红垒’的各连队自出发以来，对于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非常注意， 经过四五次的检查，不上门板、不捆禾草、不打扫房子的现象没有发生”，并 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广泛地进行了关于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干部 能够经常注意督促和检查”，指出“这是值得各部队学习的”。 12 月 23 日和 24 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首长分别检查了红一、红三、 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先后发出《中革军委及总政首长责令三军团 严整纪律的指示》和《中革军委及总政首长责令九军团严整纪律严格遵守“八 项注意”的指示》。《指示》肯定了红一军团认真执行纪律，责令红三军团 “严格整顿纪律”，“迅速改善与民众的关系”，责成红九军团“严整纪律，改善 与居民关系”[2]P200-201。红三、红九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和总政首长的指示， 对纪律进行了严整。不久，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 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提高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实行”[2]P262。长征途中，由于红军各部队对群众进行大力宣传和 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行为，迅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激发了沿途 群众的革命热情。 二、组织与武装群众，扩大红军 1935 年 1 月 3 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要 求各部队“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从发动 群众斗争中努力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努力筹款与保障相当时期的给 养”[2]P240。红军各部队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红军每 到一处，即宣布取消一切国民党的捐税。红军向当地群众了解民愤极大的土 豪劣绅的情况，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除留一部分必需品用于解 决红军的给养外，尽量发给当地群众。例如，红一方面军二渡赤水时，在二 郎滩打开军阀侯之担的盐仓，把盐巴分给了当地群众。红九军团在云南会泽 将没收土豪的谷子、盐巴、布匹等分给贫苦群众。红军把打土豪得来的 物品 分给群众，不仅使群众得到实惠，而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红军各部队在发 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和镇压反革命的基础上，帮助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 革命组织。据 1935 年 1 月 15 日《红星》报报道：1 月 12 日下午，在遵义第 三中学的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934 年 12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指出： “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 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3]P289。红二十五军执行决 议，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各部 队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了剑阁、梓潼、江油等五个县苏维埃政权，又先后 开辟了松理茂赤区、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和康北革命根据地。红二、红六军 团建立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同时，还帮助群众建立游击队、赤卫队 等革命武装组织。游击队和赤卫队担负着保卫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配合 红军行动等任务。1935 年 2 月，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 击纵队。红二十五军建立了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二、红六 军团在溆浦、新化等地区组织了 37 支抗日游击队，发展队员 1700 多名。这 些红军和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走后坚持斗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了红军主 力长征。 红军各部队还执行总政治部的指示，争取沿途群众参加红军。总政治部 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 令》《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要求各部队“扩大红军”，“吸引广大群众 到红军中来”，“依靠这些武装起来的群众来扩大红军，配合红军作战”。 1934 年 12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的决议 草案》指出：“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 首要的任务”[3]P289。经过努力，红二十五军“创造了七八县苏区和游击区域 的范围，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3]P338。1935 年 4 月 5 日，总政治部在《扩红成绩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中，总结了红一方面 军沿途扩大红军 5400 余人的成绩(遵义战役中争取的新战士除外)，要求“各 级政治机关必须依照党中央告同志书指示，以扩红工作为赤化工作的中心， 在战士中广泛地进行解释，造成全部队的扩红热潮”[2]269。1936 年 8 月 19 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进入甘南后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要求“各连队和各政治机关的扩红突击队要立刻组织起来，多多吸收甘南同志 参加，并尽可能以军为单位召集一次扩红突击队会议，详细讨论扩红方法， 发动他们热烈比赛”[4]P651。红军各部队执行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积极争 取沿途群众加入红军。由于红军各部队积极争取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因而兵 员不断地得到补充。例如，红二军团从刘家坪出发，各师新增加的人数为： 第四师 5539 人，第五师 1056 人，第六师 3313 人，合计 9908 人[5]P17。 三、收集资材，保障供给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开展群众工作，通过没收征发、 艰苦自筹、购买借贷、生产自救和群众支持等方式来收集资材，保障供给。 (一)没收征发。1934 年 10 月 22 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没收捐款暂行 细则》，规定各部队进行没收、筹款和收集资材应由政治机关负责 [2]P61。11 月 10 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 条例》，规定“从步兵团起至师、军团、总政治部，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 各级没委在同级政治机关指导下进行工作”[2]P172。1935 年 2 月 20 日，总 政治部发布《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规定：取消各级没收 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设立没收征发科，团政治处则由地方 工作组设没收征发干事负责没收征发的工作[2]P264。上述规定，从组织和 制度上保证了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和纪律。红军每到一地， 先了解当地土豪劣绅的情况，然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并将没收地主反 动分子的财产分一部分给当地群众，剩下的则用以解决部队的供给。例如， 红一方面军在遵义没收了国民党贵州军阀王家烈盐行价值几十万元的存盐和 价值五万多元的香烟，盐和香烟除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和自留一部分外，其余 低价出售。由于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没收征发政策，既维护了群众利益，又 保障了部队的后勤供给。 1935 年 2 月 5 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商业政策》的 布告，宣布“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 人”[3]P295。4 月，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将“顺兴恒”等四五家反动豪绅 开办的粮行、货栈的粮食和财物全部没收，除满足部队的供应外，大部分分 配给穷苦群众。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部队基本沿用打土豪的方式征集 资材、保障部队供给。红二、红六军团向沿途群众调查当地豪绅地主，经过 没收委员会没收土豪家中的财产，在没收时举行群众集会，并分配部分东西 给当地群众[5]P23。据统计，红二军团长征途中共收集 21 万银圆[2]P634。 (二)艰苦自筹。1935 年 4 月 5 日至 5 月 3 日，红九军团先后在瓢儿井、 宣威和东川分别筹款 3000 多元、3 万余元和 10 万余元。7 月 5 日，中革军 委及总政治部《关于筹措粮食的办法致各军团电》规定：“凡黑水、芦花的地 方工作及筹粮，现时均归总政治部直接领导”，“筹粮尽可能的要经过群众路 线，没收土司头子的粮食、牲口要向番民解释。群众的要用钱买或用茶叶换， 无钱时要给购粮证，说明将来还钱或茶叶”[1]P557。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 部的要求成立了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以保证供给。先后成立了芦花和毛儿 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红军各部队调运黄金、白银和 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红一方面军粮食委员会在 7 月 5 日至 8 月 15 日筹粮 75 万斤，在 8 月 15 日至 25 日筹粮 40 万斤。 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在甘孜时发出指示：教育指战员积极筹集给养，同 时最大限度地节约粮食和牛羊，对筹集到的粮食实行统一分配，每人每天不 过半斤，不足部分以野菜补充。红四方面军粮食委员会还专门编发了《吃野 菜须知》小册子，训练指战员识别和采食野菜。部队宰杀牛羊后，规定除皮 革用来制鞋外，头、蹄及内脏必须全部食用，不得有丝毫浪费。 (三)购买借贷。1935 年 5 月下旬，由张琴秋、王维舟等组成红军代表团 同理县杂谷脑喇嘛寺的代表谈判，红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陈述红军的纪律 和用银圆结算实行公平交易的办法，同该寺院达成了 1000 头牦牛、3 万只羊、 45 万斤青稞麦和炒面的买卖协议。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转发此次经验，红四 方面军各部队都用此办法与当地寺院及藏族上层代表进行谈判，购买牛羊和 粮食。 6 月 25 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要求各部队收买粮 食时要向群众做宣传，收买粮食要给足价钱，不应强行购买，要共同商妥粮 食价格，禁止私人购买[2]P298。7 月 18 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收割番 民麦子问题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可收割麦子。 “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 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 回价钱”[2]P308，并明确了具体的收割办法。按照总政治部的通知和通令， 红军各部队收买粮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要插 上木板借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