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篇一 《“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 [摘要]在追忆往昔中重新检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十分可贵 的内省方式。“五四”运动已经走入了历史的记忆，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财富 是丰厚而深邃的。 [关键词]国家 民族“五四”精神 毫无疑问，当今时代和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爱国主义 、 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如何围绕这个主题，完成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是当代每个青年需要认真思考的严峻课 题。 如何正确地区分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 我之所以将爱国主义放在五四精神的首位，是因为这场运动首先是在当 时各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了实现“救亡 图存”的目标而发起的一场改造旧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爱国主义就成 为五四精神的逻辑起点。 在今天，爱国主义仍然是青年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毋庸置疑，对于 每一个个体而言，爱国主义是和以奉献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 它意味着青年人不仅要关注个人的发展，而且更要认识到个人的发展依赖于 整体的发展，或者说没有作为整体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发展(在今天，集体主 义具体表现为对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和同胞的关注和奉献)。因此，在当今 这个弥漫着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氛围中，如何弘扬五四的爱国主义 精神，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不仅要强调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法律诉 求，而且更不能忘记以至呼唤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道德良知和行动自觉，是 当代青年应该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 同时，如何正确地区分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也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爱国主义是由对本民族和国家的感情认同和归属感而升华 出来的一种情感和由此而产生的荣誉感和为此而献身的思想和行为、态度。 它固然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两者的区别则在于，爱国主 义在爱自己的祖国的同时，并不排除对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爱和尊重与关注。 在这里，爱国与爱人类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却将两者对 立起来，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思潮，它不仅是在国家 关系中为极端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践踏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如法西斯主义)， 而且在文化关系中抱有一种极端的文化优越感而盲目地排斥外来文明(如文化 排外的国粹主义)。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一种思潮。 在传统中国概念中“天下”这个词的文化意味，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种排 他的地理和文化存在，而具有一种在多元并存的前提下，与其他“国”“文化”和 谐并存的意味，而这种“和谐并存”的价值观，正为我们青年朋友在如何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在继承和发 扬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纪念和发 扬五四精神时，在反思五四运动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反叛的激进态度时，所应 该认真总结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精神建立民主 欲追求与实现民主，首先应该明确自由和平等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由 于建立民主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实现人 的自由，因而自由是民主的最终目的。这也同时意味着，民主制度必须要真 正理解自由的涵义：它首先意味着人格的独立、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进步意 义正在于它是一种首先肯定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格关系的政体形式。但是， 自由又不仅意味着个体的上述权利，它还包含着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对社会 的责任和容忍不同意见的宽容精神等内容。 欲追求与实现民主，还应该明确自由与平等在当代中国的深层意义。在 人与人之间互相竞争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人间关系的层面而 言，自由更多地是作为竞争的手段而存在，而在精神层面而言，这种自由更 多地是一种“欲望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局限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而言的。因此，形成自由之人格，是我们建立良好的民主制 度之前提，而如何形成自由之人格，则是一个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的思想启蒙 和文化建设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五四运动九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反思五四 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明确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方向，仍然是一项艰巨和严峻的 课题。 最重要的是，欲追求与实现民主，应当明确以何种精神追求民主。狭义 的“民主”起源于西方，但它又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是人类世界文明 发展共同的财富。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民主制度可能是好的，也 可能是不好的;可能是稳定持久的，也可能是乱象丛生的;可能是促进国家更 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也可能是使国力衰败、民不聊生的。但是， 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民主制度，必然建立在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的尊严之上。没 有强大的国家，就无法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更加无法保障民主制度良好 的运行。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精神建立民主。只有以正确的爱国主 义旗帜为指导，民主制度才能为中华民族造福，最终为世界造福。 正确认识“科学”的内涵 科学不等于技术，技术仅仅是科学在器物层面的衍生物。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但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逻辑思维方式，它 要通过一系列环节、技术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而这一转化需要的是一整套科 学所蕴含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中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批 判精神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中国人包括科学界、科学家仍然缺乏普遍 的共识，在民众中、甚至在官员和学人中更是雾里看花。简单说，技术是可 以引进、模仿和复制的，是可以在“干中学”的，而科学则不然，“五四”先哲们 不仅看到科学的“形而下”的物质功用，更揭示出科学作为“形而上”之“道”的精 神价值和文化意蕴，“两种文化”的沟通在中国仍然十分匮乏。 科学在西方的成长离不开其文化、传统及制度的滋养和维护。将科学移 植到中国这一全新的环境中，显然不能仅仅把西方科学现成的科研成果拿来 简单复制，我们同样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科学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引进科学 发展硬件环境即“建大楼”、“拉工程”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科学文化滋生的土 壤和软环境建设，这样，科学才不至于水土不服或者畸形发展。反观今天的 科学教育体制，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短视、急功近利的现象，如果不能从教育 思维中根本转变这种单纯的技术思维，科学将永远无法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 此外，科学不仅要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科学的 指导。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大大拓宽了科学的视野，不亚于自然科学的“哥白尼 革命”。最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完善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 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 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 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 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 共性趋势之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 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反过来，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社会 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和经济基础。 历史与往昔，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寄托。在追忆往昔中重新检索国家 和民族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内省方式。“五四”运动已经走人了历 史的记忆，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丰厚而深邃的。以爱国主义、民主与 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历久弥新，闪烁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依然是我 们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近代史论文篇二 《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 [摘要]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 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 促进社会的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 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 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 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 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 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 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关键词]评价 历史人物 标准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 年在屈辱中辞世，在 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我想 有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 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 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 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 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 鉴于上述观点，我这样看李鸿章：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 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 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 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 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 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 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 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 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这样认识和评价李鸿章，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 的时代背景，二是李鸿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1 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 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 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 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 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 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 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引进 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层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 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 权利，所以洋务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 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 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 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和 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 键性人物。因此说，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从传统向近代、 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 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几乎 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 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 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 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2 李鸿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 政治生涯，从 1862 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 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 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 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 1870 年起，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 重要人物。李鸿章又是忠君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 共。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 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时还勤勤恳 恳服侍皇室，决不另谋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 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挽救清朝沉没的命运。 2.2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 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 业，客观上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但李鸿章毕竟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 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对内残酷剥削、对外丧权辱 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 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罪不可赦。 2.3 在经济上，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 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 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 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 基础。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 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 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 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 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 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方式， 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 进的，不仅在客观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 的发展方向，因为它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 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就他们所 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 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 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躯体，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 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 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 人生的来源。 2.4 在文化上，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 有利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开阔了国人眼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 化。 2.5 在外交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李鸿章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 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 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至在当时外 国人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时人 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 的当否。鉴于封建的中国综合国力远逊于列强，李鸿章主张以“羁縻”之策推 行“和戎”外交。这一外交政策从实际上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 挥过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极 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蜜约》、 《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 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 绝对难辞其咎，因此说他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在强盗 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 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 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 近代史。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 超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当然李鸿章本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