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认为,评估资本金是否充足的一个较好方法,是将银行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不同种类资产以及表外项目的风险进行加权而制定风险加权比率。其好处:
一是可以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对结构有所不同的银行体系进行国际上的比较;
二是可以使资产负债表外项目的风险衡量更加容易;
三是并不阻止银行持有流动资金或风险较低的其它资产。
《巴塞尔协议》根据商业银行资产风险状况,区别资产负债表内与表外项目,分别给予不同的风险权数。
银行资产的风险权数
第一类:权数为0的资产
1.现金(本币和外币);
2.以本国货币定值并以此通货对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融通资金的债权;
3.对OECD国家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其它债权;
4.用现金或用OECD国家中央政府债券做担保或用OECD国家中央政府提供担保的债权。
第二类:权数为20%的资产
1.对多边发展银行的债权,以几有这类银行提供担保或以这类银行发行的债券作抵押的债权;
2.对OECD国家内的注册银行的债权以及由OECD国家内注册银行提供担保的贷款;
3.对OECD组织内的外国公共部门实体的贷款;
4.对OECD以外国家注册的银行余期在一年期内的债权和由OECD以外国家的法人银行提供担保的所余期限在一年之内的贷款;
5.对非本国的OECD国家的公共部门机构的债权,以及由这些机构提供担保的贷款;
6.托收中的现金款项。
第三类:权数为50%的资产
完全以居住用途的房产作抵押的贷款,这些房产为借款人所占有使用或由他们出租。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非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李义平在一篇发表于2018年10月的文章中指出。他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喻为中国经济的“两翼”,指出这两者长期并存或互相交叉(混合经济),并直言:“如果折其一翼,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飞行。”
为什么中国经济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中国经济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非公经济天生与市场经济相融,他们的兴起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李义平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放手”让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并随着条件的成熟,向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层次发展,进而成为“两个毫不动摇”中有力的一翼。
李义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非公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先后涌现,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贡献了巨大活力。同时,非公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会形成“鲶鱼效应”,造就的人才也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此外他也指出,没有民营经济发展,就没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只要民营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就发展,国家经济就发展。可以说,国家社会文明、民主的程度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关系。”李义平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巩固了我们的经济基础,巩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证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刘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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