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问题
前面已经讲到,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拥有更多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而另一方则可称为委托人。当代理人为委托人工作时,因为代理人的行为具有隐藏性,委托人无法监督代理人的行为,所以,代理人为了追求自己利益而忽视或牺牲委托人利益。这就是委托人代理问题。委托——代理人问题也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代理关系和代理问题是广泛存在的。例如,一位农场主雇佣农民耕地,从而形成了代理关系,但农场主很难判断产量低是由于风雨不调引起还是农民偷懒所导致。同样地,企业所有者聘请经理管理企业,也形成了代理关系,但企业经理关心的目标很可能偏离所有者目标,由于经理的行为具有隐藏性,就很可能产生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的出现,容易导致低效率。因为代理者的隐藏性行为使得原有的委托代理合约没有得到完全履行,破坏了市场的有效性。那么,如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从委托者的角度看,就是解决“我怎样使某人为我做某事”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设计一套激励机制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因此,激励机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代理人努力工作,就像为他自己工作一样?应该怎样设计一种给予报酬的方法?
如果不管产量多少,都付给代理人一笔相同的报酬,他就没有动力努力工作,因此,“大锅饭”不是一种有激励的方法。适当的激励机制必须让报酬在一定程度上与产量相关。信息经济学认为,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应同时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两个条件。
所谓“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是指吸引代理人参与工作的最低条件。这就是说,每一代理人有一个“保留收益”,如果他不参与此项工作,他也可能获得一个基本的收益,比如失业救济金等。代理人如果参与此项工作,他要付出劳动或努力的成本,而且边际成本递增。“参与约束”就是指,代理人获得的报酬减去他的劳动成本后的剩余,应不小于他的保留收益。否则,代理人将根本不愿意参加此项工作。
附 2020年国内国际时政资料供参考:
第三是以体制与机制为形式的重要制度。这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化,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若是没有体制机制发挥作用,社会基本制度就会悬空,其维护社会关系、社会性质、社会秩序的目的便无法实现;若是体制机制不恰当不适宜,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完全正确、不具体不全面和不相互配套,也会影响社会基本制度的贯彻落实。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同一制度系统内的各种制度必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不同制度系统间的制度不能简单“拿来”,否则会出现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状况。制度之间的冲突,不仅使得制度本身失效,还会严重影响制度的权威性与制度存在的理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如果把西方社会制度系统中的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制度,不加改造地简单照抄照搬过来,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制度系统紊乱,进而引发社会混乱。
第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它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正像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制度的文本体现、制度的规范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了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有法可依,从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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