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振奋的是,通过迁地保护,2014年1月从武汉天兴洲救护并引入到天鹅洲的两头雌性江豚,一头妊娠、一头哺乳。次年,何王庙/集成垸故道建立了第二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先后引入三批12头江豚,从2016年起连续四年有江豚出生。
农业农村部还在安徽安庆西江建立了第三个迁地保护区,安徽铜陵建立有一个半自然迁地保护基地。目前,自然或半自然迁地保护区已保存有超过120头长江江豚,且均能自然繁殖,初步建立了“保种”种群。
单一保护措施并非万全之策,仍有赖于多方合力共同推动修复
然而,对不同的物种来说,各种单一的保护形式和措施都不是万全之策。例如,2007—2008年,长江流域出现极端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天鹅洲水面冻结,江豚作为靠肺呼吸的哺乳动物,必须间歇浮出水面呼吸,保护区江豚全部被冰面割伤。原农业部紧急组织力量进行破冰和救护,但仍有5头死亡。另一个例子是,去年下半年以来,鄱阳湖枯水期水位异常偏低,相当数量的江豚搁浅或被困在大小不等的水坑,随时面临脱水或食物短缺的威胁。
对中华鲟而言,困难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目前,野生中华鲟已连续三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全国范围内人工保种群体10龄以上中华鲟子一代仅约3000尾,其中原种不足20尾。多数体格严重偏小,成熟比例不高,繁育利用的难度较大。”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危起伟说。
此外,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人工饲养与繁殖领域,目前企业占中华鲟人工保种主体的一半以上,在不能经营利用的情况下,企业养殖高成本零收益,缺乏长期持续保种动力,而现有科研院所则受限于自身能力难以承接。这一保护手段如何做到可持续,还要打上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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