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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蔡闯、晋浩天、章正、李盛明、张锐、王斯敏、安胜蓝、刘坤、张勇、卢璐、姜奕名光明日报见习记者陈怡光明网记者李政葳、季春红、蔡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冬日的湖北，阴冷难耐。明明立春已过，但依旧有雨雪不期而至。围着电暖气，在屋里喝口热茶，把病毒挡在门外，就是普通人最美好的战“疫”时光。然而，总得有人奔波在路上，这份美好才能被守住。
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为湖北、为武汉注入了特殊时期的暖色调，注入了有温度的情感。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只要同志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恰如总书记所说，此时，这里每一个陌生的普通人，每一个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人，都是平凡英雄，都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可靠坚守者。
血性：吃得苦，受得累
【城市暖色调】
老曹是“武汉是我家”志愿团队的车队队长，很少人知道，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前两天，听说一线医护人员吃盒饭，有人想换换口味，老曹二话没说，就带着车队，把250多箱自热饭，送到6个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说起疫情发生后，为什么主动站出来做志愿者?70后武汉市民曹赟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到了中年，身上有一种责任——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时候给城市做一点事，也是保护家人，“平时我是体育爱好者，有些血性”。
如何成为抗击疫情志愿者?曹赟说这得从大年三十说起。那天，他听医生朋友说一线缺少物资。刚挂完电话，他就戴上口罩，匆匆出门，找了好几家超市，买了一些方便面和零食，送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交到医生手里。
回想起一个月前的行动，如今这个汉子还真的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对病情的消息还了解不多，送东西时，除了口罩，没有其他防护用品。他干脆从家里拿了一瓶高度白酒，在车上喷了喷，算是消毒。
回到家中，他加入了一个接送医护人员的微信群。大年初一早上7点，他就开始接单，把一位医护人员送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紧接着，他又接了一单，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门口，等医护人员，可是半个小时过去，那位医生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约莫又过了半个小时，对方才给他回电话，说自己正在抢救病人，下不了班，单子取消。“虽然我白跑一趟，但是内心充满感动，医护人员真挺不容易的。”他回忆说。
这群勇敢的志愿者，是否有害怕的时候?“怕!”曹赟坦言，管理一个志愿者车队，他的心理压力不小，听说一位身边的朋友家人感染新冠肺炎，那天晚上他一直做噩梦，哭着哭着就醒来了。
“刚开始，我做志愿者工作内心其实挺挣扎的，但是看到形势逐步好转，我们也就安心了不少。”老曹说，城市的物资配送和对接逐步完善，车队的工作也变少了。
他们马上转型。这个志愿者组织并没有闲下来，大家就地成为小区的志愿者，同时按照政府号召线上注册。在老曹住的小区——武汉金地太阳城，他又开始忙碌起来。
“我们发现社区工作人员很辛苦，需要给一些家庭送药，人手很紧张。”作为小区的业委会副主任，他和业委会一道与社区进行配合，“我们帮着一起做事。”
这份爱心与温情始终在这群平凡英雄中传递着。在这个小区，业委会迅速被动员起来，不少人主动报名成为小区志愿者。他们成立了物资组、管控组等，对小区进出人员进行严格管控，同时对小区情况进行摸底。一位数学统计专业的教授发挥所长，设计表格，楼栋长们挨家挨户进行统计，用了两三天时间，他们就统计完住户确诊、发热、密切接触者等情况。
在这个小区，感人故事不断发生。有一位陈姓的退伍老兵业主，穿着防护服给一些家庭送药。为了避免把病菌带给家人，他有时晚上就在办公室休息，常常一日三餐吃方便面，大家开玩笑称他“陈三泡”。还有入户的志愿者，穿着防护服给隔离的家庭送完药后，为了多做一点，顺手把住户门口的垃圾丢到楼下，一跑就是五六趟，护目镜里充满水汽，只能摸着下楼。
为什么志愿者能自发干事?老曹总结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志愿者都很有血性，吃得苦，受得累，也不怕死。”
奉献：就想为大家做点事
【城市暖色调】
天还没亮，黄石市黄石港区万达社区居民袁泽民就钻出被窝，洗漱后炒了一碗剩饭，匆匆吃下就出了门。为了能在7点准时赶到目的地，袁泽民6点20分就离开了家，从合作村步行3公里，来到花湖大道办公区。测过体温、进了大门，他麻利脱下棉袄，换上防护服，取出消杀桶，按比例勾兑好消毒水。门岗陈师傅协助他背起几十公斤的消杀桶，有些心疼地说：“老袁，您悠着点，这工作量年轻人都够呛。”“嗯嗯，谢谢哈。我这把老骨头还有点用，不比年轻人差吧?”袁泽民笑问。这样的袁泽民，让人几乎忘记，他是一位残疾人。
袁泽民当志愿者，是自己“争”来的。按理说，这些差事轮不到袁泽民。当他听说社区在招募抗疫志愿者，一大早便“气势汹汹”地赶到社区，找负责登记的低保主任严霞报名。
严霞劝慰袁泽民：“现在疫情很严峻，您老60多岁了，身体抵抗力差，不适合啊!”袁泽民一听，噌地从椅子上弹起来：“你看我身体这么好，比年轻人差吗?莫嫌我老，我做事绝不掉链子。”
做了半天思想工作，严霞嘴都说干了，实在拗不过袁泽民，只得勉强点头答应：“好吧，好吧。我把您名字报上去，给您排班。”“好，好，好。”袁泽民拍着胸脯说：“主任放心，我一定能行!”
现在，8层楼、5个单元，每天背着大桶消毒水，上下1800级台阶，还有院内林荫道、停车场、办公区、垃圾桶等，这是袁泽民每天志愿活动的“热身”环节。
“您慢慢喷啊，累了休息会儿。”陈师傅每次看到满头大汗的袁泽民来装消毒水时，总会忍不住再次提醒。
“不能慢哟，这里事情做完，还要去万达社区做志愿者。”袁泽民歇口气，也会跟陈师傅聊上几句，“我每天上午来这里消杀，下午还要帮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晚上在卡口值夜班。”
黄石市开发区·铁山区乡村医生万大勇也是“想为大家做点事”的人。前几天，他主动报名到四棵隔离点当志愿者。“好多人听说后都不敢报名，但我第一个报名。我当过兵，而且我学过中医，对这种病多少懂一些，畏惧感也少一些。”万大勇坦言。
进了隔离点后，万大勇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楼上楼下地跑。每天，他要负责给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测量体温、送饭菜，还要打扫每个房间的卫生。每天下班时，已经接近深夜。回到自我隔离点，他也没有闲着，而是利用自身特长，连夜给病人熬制中药。每天早上上班时，他都会拎着两大桶药汤来到隔离点，然后送到每个病人面前，让他们趁热喝下药汤。
“熬制中药很费工夫，一般需要好几天才能熬好。”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熬制了500斤中药汤，隔离点的病人都喝过他熬制的药汤。“药方都是我配的，而且也发给大冶市中医医院的医生看过。我的药方，主要是起到预防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让万大勇欣慰的是，隔离点的密切接触者在逐渐减少，从开始的七八十人降到现在的十几个人。
坚守：渡人亦是渡己
【城市暖色调】
下午4点多，孝感市孝南路熊嘴二路，一个中年男子颤抖着从电动车上下来，坐到了路边，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打了个简短的求助电话。“我低血糖了，骑不了车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就在熊嘴二路路边。”10分钟不到，一位女士赶来递给他一个馒头。一阵狼吞虎咽后，他终于缓过劲来，骑完那10分钟的最后一段路。他叫王胜勇，孝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一个原本坐在诊室里的医生送上了奔波的送药征途。
“我从2004年就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管理的病人有三四百。2012年，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肌梗死，2013年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身体一直不太好。今年1月21号之后，因为封路，好多病人面临断药危机，开始向我求助，所以我就开始天天跑出去给病人送药。”王胜勇说。
2月22日，王胜勇从一大早开始送药就没歇脚、没吃饭。“刚进入文化路路段，便感觉心慌无力，四肢麻木，冷汗直冒，我第一反应是多年未犯的低血糖犯了!心里提醒自己，快点赶回单位补充能量，可是偏偏不如自己所想，刚到熊嘴二路，手脚酸软得已经不能控制电动车。”作为一个身体不太好的医生，他曾为此被同一个办公室的医生同事狠狠说了一顿。
“但是，我肩负着全区几百名‘A宝’患者送药的期盼啊!”他笑着说，还管自己管理的艾滋病患者叫“A宝”。
疫情汹涌，然而，生病的不只是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好多患有慢性病并需要定期去取药(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治疗(比如透析)的病人在这个当下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交通管制，病人没有办法出小区、出村，面临断药的困境，而断药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非常危险。另一方面，哪怕能出门上路，也面临着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这个问题对居住在湖北农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尤其突出。比如，开通行证必须写明原因，沿路的交通盘查会让个人隐私泄露，而道路封闭更是让取药异常困难。艾滋病患者大多都在定点传染病医院取药，而这些医院恰好全部都是接诊治疗新冠肺炎的定点医疗机构，且药品都在隔离区。艾滋病患者本身免疫系统就有缺陷，到这些定点医院拿药，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非常高。
“怎么办?只能是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去送药。我们毕竟还能开通行证，还能以工作名义出入。但是，疾控中心的车都在外面消杀、流调，我一般就只好自己骑电动车。不过，因为电瓶电力有限，有时候没估计好，送到半道没电了，就只能推着车回去了。”王胜勇坦言。
交通管制和隐私顾虑，让送药这件外人看来的小事，难上加难。特别是在素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江湖水道形成了许多天然的交通屏障，难以逾越。“最困难的一次就是给相邻县一个村子的病人送药。病人困在村子里去不了他们县的取药点，我们这边离他们村的直线距离不远，但是却隔了一条河。历史上，两岸的人在河面上可以渡船往来，但现在因为有了新路，这条老的渡河之路早已废弃。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他说。
病人给王胜勇发了古老渡河处的定位，他就按着这个定位去找。青山绿水虽好，但没有任何可标记的定位点，手机定位又常常不准，他骑着车在河边反反复复折腾了几个小时才找到对岸的病人。
像王胜勇这样的风雪送药人在湖北还有很多，在武汉市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一些志愿者都主动加入了爱心送药的团队。渡人亦是渡己，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些散落的爱心更显耀眼。
(光明日报武汉3月1日电)
《光明日报》(2020年03月02日01版)
信息来源：http://news.gmw.cn/2020-03/02/content_33608713.htm
原作者：光明网
原标题：致敬!英雄的城市和她的人民
光明日报记者蔡闯、晋浩天、章正、李盛明、张锐、王斯敏、安胜蓝、刘坤、张勇、卢璐、姜奕名光明日报见习记者陈怡光明网记者李政葳、季春红、蔡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冬日的湖北，阴冷难耐。明明立春已过，但依旧有雨雪不期而至。围着电暖气，在屋里喝口热茶，把病毒挡在门外，就是普通人最美好的战“疫”时光。然而，总得有人奔波在路上，这份美好才能被守住。
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为湖北、为武汉注入了特殊时期的暖色调，注入了有温度的情感。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只要同志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恰如总书记所说，此时，这里每一个陌生的普通人，每一个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人，都是平凡英雄，都是城市正常运转的可靠坚守者。
血性：吃得苦，受得累
【城市暖色调】
老曹是“武汉是我家”志愿团队的车队队长，很少人知道，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前两天，听说一线医护人员吃盒饭，有人想换换口味，老曹二话没说，就带着车队，把250多箱自热饭，送到6个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说起疫情发生后，为什么主动站出来做志愿者?70后武汉市民曹赟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到了中年，身上有一种责任——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时候给城市做一点事，也是保护家人，“平时我是体育爱好者，有些血性”。
如何成为抗击疫情志愿者?曹赟说这得从大年三十说起。那天，他听医生朋友说一线缺少物资。刚挂完电话，他就戴上口罩，匆匆出门，找了好几家超市，买了一些方便面和零食，送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交到医生手里。
回想起一个月前的行动，如今这个汉子还真的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对病情的消息还了解不多，送东西时，除了口罩，没有其他防护用品。他干脆从家里拿了一瓶高度白酒，在车上喷了喷，算是消毒。
回到家中，他加入了一个接送医护人员的微信群。大年初一早上7点，他就开始接单，把一位医护人员送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紧接着，他又接了一单，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门口，等医护人员，可是半个小时过去，那位医生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约莫又过了半个小时，对方才给他回电话，说自己正在抢救病人，下不了班，单子取消。“虽然我白跑一趟，但是内心充满感动，医护人员真挺不容易的。”他回忆说。
这群勇敢的志愿者，是否有害怕的时候?“怕!”曹赟坦言，管理一个志愿者车队，他的心理压力不小，听说一位身边的朋友家人感染新冠肺炎，那天晚上他一直做噩梦，哭着哭着就醒来了。
“刚开始，我做志愿者工作内心其实挺挣扎的，但是看到形势逐步好转，我们也就安心了不少。”老曹说，城市的物资配送和对接逐步完善，车队的工作也变少了。
他们马上转型。这个志愿者组织并没有闲下来，大家就地成为小区的志愿者，同时按照政府号召线上注册。在老曹住的小区——武汉金地太阳城，他又开始忙碌起来。
“我们发现社区工作人员很辛苦，需要给一些家庭送药，人手很紧张。”作为小区的业委会副主任，他和业委会一道与社区进行配合，“我们帮着一起做事。”
这份爱心与温情始终在这群平凡英雄中传递着。在这个小区，业委会迅速被动员起来，不少人主动报名成为小区志愿者。他们成立了物资组、管控组等，对小区进出人员进行严格管控，同时对小区情况进行摸底。一位数学统计专业的教授发挥所长，设计表格，楼栋长们挨家挨户进行统计，用了两三天时间，他们就统计完住户确诊、发热、密切接触者等情况。
在这个小区，感人故事不断发生。有一位陈姓的退伍老兵业主，穿着防护服给一些家庭送药。为了避免把病菌带给家人，他有时晚上就在办公室休息，常常一日三餐吃方便面，大家开玩笑称他“陈三泡”。还有入户的志愿者，穿着防护服给隔离的家庭送完药后，为了多做一点，顺手把住户门口的垃圾丢到楼下，一跑就是五六趟，护目镜里充满水汽，只能摸着下楼。
为什么志愿者能自发干事?老曹总结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志愿者都很有血性，吃得苦，受得累，也不怕死。”
奉献：就想为大家做点事
【城市暖色调】
天还没亮，黄石市黄石港区万达社区居民袁泽民就钻出被窝，洗漱后炒了一碗剩饭，匆匆吃下就出了门。为了能在7点准时赶到目的地，袁泽民6点20分就离开了家，从合作村步行3公里，来到花湖大道办公区。测过体温、进了大门，他麻利脱下棉袄，换上防护服，取出消杀桶，按比例勾兑好消毒水。门岗陈师傅协助他背起几十公斤的消杀桶，有些心疼地说：“老袁，您悠着点，这工作量年轻人都够呛。”“嗯嗯，谢谢哈。我这把老骨头还有点用，不比年轻人差吧?”袁泽民笑问。这样的袁泽民，让人几乎忘记，他是一位残疾人。
袁泽民当志愿者，是自己“争”来的。按理说，这些差事轮不到袁泽民。当他听说社区在招募抗疫志愿者，一大早便“气势汹汹”地赶到社区，找负责登记的低保主任严霞报名。
严霞劝慰袁泽民：“现在疫情很严峻，您老60多岁了，身体抵抗力差，不适合啊!”袁泽民一听，噌地从椅子上弹起来：“你看我身体这么好，比年轻人差吗?莫嫌我老，我做事绝不掉链子。”
做了半天思想工作，严霞嘴都说干了，实在拗不过袁泽民，只得勉强点头答应：“好吧，好吧。我把您名字报上去，给您排班。”“好，好，好。”袁泽民拍着胸脯说：“主任放心，我一定能行!”
现在，8层楼、5个单元，每天背着大桶消毒水，上下1800级台阶，还有院内林荫道、停车场、办公区、垃圾桶等，这是袁泽民每天志愿活动的“热身”环节。
“您慢慢喷啊，累了休息会儿。”陈师傅每次看到满头大汗的袁泽民来装消毒水时，总会忍不住再次提醒。
“不能慢哟，这里事情做完，还要去万达社区做志愿者。”袁泽民歇口气，也会跟陈师傅聊上几句，“我每天上午来这里消杀，下午还要帮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晚上在卡口值夜班。”
黄石市开发区·铁山区乡村医生万大勇也是“想为大家做点事”的人。前几天，他主动报名到四棵隔离点当志愿者。“好多人听说后都不敢报名，但我第一个报名。我当过兵，而且我学过中医，对这种病多少懂一些，畏惧感也少一些。”万大勇坦言。
进了隔离点后，万大勇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楼上楼下地跑。每天，他要负责给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测量体温、送饭菜，还要打扫每个房间的卫生。每天下班时，已经接近深夜。回到自我隔离点，他也没有闲着，而是利用自身特长，连夜给病人熬制中药。每天早上上班时，他都会拎着两大桶药汤来到隔离点，然后送到每个病人面前，让他们趁热喝下药汤。
“熬制中药很费工夫，一般需要好几天才能熬好。”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熬制了500斤中药汤，隔离点的病人都喝过他熬制的药汤。“药方都是我配的，而且也发给大冶市中医医院的医生看过。我的药方，主要是起到预防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让万大勇欣慰的是，隔离点的密切接触者在逐渐减少，从开始的七八十人降到现在的十几个人。
坚守：渡人亦是渡己
【城市暖色调】
下午4点多，孝感市孝南路熊嘴二路，一个中年男子颤抖着从电动车上下来，坐到了路边，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打了个简短的求助电话。“我低血糖了，骑不了车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就在熊嘴二路路边。”10分钟不到，一位女士赶来递给他一个馒头。一阵狼吞虎咽后，他终于缓过劲来，骑完那10分钟的最后一段路。他叫王胜勇，孝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一个原本坐在诊室里的医生送上了奔波的送药征途。
“我从2004年就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管理的病人有三四百。2012年，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肌梗死，2013年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身体一直不太好。今年1月21号之后，因为封路，好多病人面临断药危机，开始向我求助，所以我就开始天天跑出去给病人送药。”王胜勇说。
2月22日，王胜勇从一大早开始送药就没歇脚、没吃饭。“刚进入文化路路段，便感觉心慌无力，四肢麻木，冷汗直冒，我第一反应是多年未犯的低血糖犯了!心里提醒自己，快点赶回单位补充能量，可是偏偏不如自己所想，刚到熊嘴二路，手脚酸软得已经不能控制电动车。”作为一个身体不太好的医生，他曾为此被同一个办公室的医生同事狠狠说了一顿。
“但是，我肩负着全区几百名‘A宝’患者送药的期盼啊!”他笑着说，还管自己管理的艾滋病患者叫“A宝”。
疫情汹涌，然而，生病的不只是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好多患有慢性病并需要定期去取药(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治疗(比如透析)的病人在这个当下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交通管制，病人没有办法出小区、出村，面临断药的困境，而断药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非常危险。另一方面，哪怕能出门上路，也面临着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这个问题对居住在湖北农村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尤其突出。比如，开通行证必须写明原因，沿路的交通盘查会让个人隐私泄露，而道路封闭更是让取药异常困难。艾滋病患者大多都在定点传染病医院取药，而这些医院恰好全部都是接诊治疗新冠肺炎的定点医疗机构，且药品都在隔离区。艾滋病患者本身免疫系统就有缺陷，到这些定点医院拿药，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非常高。
“怎么办?只能是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去送药。我们毕竟还能开通行证，还能以工作名义出入。但是，疾控中心的车都在外面消杀、流调，我一般就只好自己骑电动车。不过，因为电瓶电力有限，有时候没估计好，送到半道没电了，就只能推着车回去了。”王胜勇坦言。
交通管制和隐私顾虑，让送药这件外人看来的小事，难上加难。特别是在素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江湖水道形成了许多天然的交通屏障，难以逾越。“最困难的一次就是给相邻县一个村子的病人送药。病人困在村子里去不了他们县的取药点，我们这边离他们村的直线距离不远，但是却隔了一条河。历史上，两岸的人在河面上可以渡船往来，但现在因为有了新路，这条老的渡河之路早已废弃。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他说。
病人给王胜勇发了古老渡河处的定位，他就按着这个定位去找。青山绿水虽好，但没有任何可标记的定位点，手机定位又常常不准，他骑着车在河边反反复复折腾了几个小时才找到对岸的病人。
像王胜勇这样的风雪送药人在湖北还有很多，在武汉市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一些志愿者都主动加入了爱心送药的团队。渡人亦是渡己，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些散落的爱心更显耀眼。
(光明日报武汉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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