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医药教育助力健康中国
——访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
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披甲、逆行出征，成为新时代最闪亮的英雄。作为医学、药学的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健康挑战，如何提升全社会对医药学重要性的认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来学医药，提升我国的医药学教育水平?”来茂德是德国科学院最早的五位中国籍院士之一，曾经是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2013年出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他对中国医药教育的认识非常深刻。
社会要重新认识医学的重要性
来茂德说，正所谓“大疫之中有大医”。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与传染病的顽强斗争。拿我国来说，从一百多年前东北鼠疫，到2003年的SARS，再到今年的新冠病毒，都是医护人员拼搏在最前线。在这次疫情中，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社会的民众对医学在社会发展和保健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很好的认识。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成为“全民偶像”，那些驰援湖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成为民众心中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来茂德认为，只有医学做强，国家才能有能力更好地服务百姓。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武汉控制住，这正是因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这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此外，非典的第一例诊断的病例是在2002年的11月14日，但直到2003年的4月16日才确定致病原为一种新的病毒，其间花费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7天确定了病原，9天完成了基因组测序，19天诊断试剂盒就能够发放下去，这离不开我国医药学在短短18年的飞速发展。
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
来茂德有着多年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验，他认为：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高等教育都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普及化。即便如此，医药教育永远都是精英教育，需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药。但我们国家现阶段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医学和药学在招生方面的总体吸引力还不是很强。据媒体报道，去年北方有一所学校，医学方面的录取分数线还不如兽医的分数线高。
如何吸引?来茂德认为，这需要社会与国家共同努力。从社会层面上，这几年医患矛盾问题不少。我们需要用法律去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这个规范是两方面的，既包括规范病人的行为，也包括规范医生的行为。医生要尊重病人，如果医生有不良的行为需要接受法律的处置。病人对医生有意见，正确的措施是选择去“告”，而不是去“闹”。如果病人有违法行为，同样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只有用法律去规范，医生才能感受到职业的获得感、安全感。
从国家层面上，首先要增加医生数量。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我国每千人的医生数是2.59，护士数是2.94，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德国、奥地利的每千人医生数4人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千人医生数量也要与此相适应，以满足百姓的需求。
同时，还需要调整医务人员的结构。一是调整城乡医务人员的结构，二是要调整医院内部科室人员的结构。我国农村每千人医生数是1.8，大概是城市的45%，连一半都不到，高水平的医生都集中在城市里的三甲医院。这种差别与我们国家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医院内部科室人员的结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各专业医生的结构比例失调，我们缺儿科、精神科、病理科、康复科等方面的医生，感染科医生也不足。此外，公共卫生医生数量少、流失严重，这与社会大环境以及职业待遇和获得感有关。
如何解决医生数量少、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来茂德有两点建议：一是扩大综合性大学医学生的招生数量，特别是那些受之前大学合并影响，合并了许多优秀医学专科学校的综合性大学;二是针对部分学科医生的缺乏，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去引导学生，采取“大医学小专科”的方式，医学生先接受系统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在毕业之后再选择专攻的科室从事医学工作。
如何将医学教育做得更好
来茂德说，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绝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挑战，因而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将医学教育做得更好。他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1.学制。医学生的学制长且不统一，比如有3年的大专、5年的本科，前几年还有过7年制的硕士，现在有8年制的博士等等。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统一医学生的学制时长，目前医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以5年制为基础，毕业以后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再加3年的专科医生培养。
2.培养的针对性。医疗是一个系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医学专业，另一类是医学相关专业，例如护士、呼吸治疗师、放射科技师等。我们不仅需要培养看病的医生，还要培养操作各类医学仪器的技师。比如这次疫情期间大家经常听到的人工心肺机ECMO(体外膜氧合)，这类机器可以培养专门的技师去操作，以辅助医生的治疗。
3.知识范围。严格来说，医学是“人学”，“人学”对人文关怀有很高的要求。医学生除了医学本身的知识外，还需要学习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卫生学和法学，学习医学发展史和医学伦理学，知悉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伦理边界和法律法规。
4.实践。医学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现在的医学生毕业后并不能很快上手术台，因此必须投入很多资金为学生提供培训的基地。不仅如此，普通病人去医院看病时，他们从心理上不愿意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来为自己“把脉问诊”。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更需加大对于医学生培养的投入。
5.名医。做医生最基本的就是给病人看病，想要成为名医还要多做研究、发论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两者兼顾，我们培养的医生大多数应该是为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因此医生的评价和职称晋升的条件一定要与之相匹配。
《光明日报》(2020年04月29日01版)
信息来源：http://news.gmw.cn/2020-04/29/content_33793574.htm
原标题：重视医药教育助力健康中国
——访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
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披甲、逆行出征，成为新时代最闪亮的英雄。作为医学、药学的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健康挑战，如何提升全社会对医药学重要性的认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来学医药，提升我国的医药学教育水平?”来茂德是德国科学院最早的五位中国籍院士之一，曾经是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2013年出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他对中国医药教育的认识非常深刻。
社会要重新认识医学的重要性
来茂德说，正所谓“大疫之中有大医”。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与传染病的顽强斗争。拿我国来说，从一百多年前东北鼠疫，到2003年的SARS，再到今年的新冠病毒，都是医护人员拼搏在最前线。在这次疫情中，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社会的民众对医学在社会发展和保健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很好的认识。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成为“全民偶像”，那些驰援湖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成为民众心中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来茂德认为，只有医学做强，国家才能有能力更好地服务百姓。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武汉控制住，这正是因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这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此外，非典的第一例诊断的病例是在2002年的11月14日，但直到2003年的4月16日才确定致病原为一种新的病毒，其间花费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7天确定了病原，9天完成了基因组测序，19天诊断试剂盒就能够发放下去，这离不开我国医药学在短短18年的飞速发展。
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
来茂德有着多年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验，他认为：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高等教育都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普及化。即便如此，医药教育永远都是精英教育，需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药。但我们国家现阶段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医学和药学在招生方面的总体吸引力还不是很强。据媒体报道，去年北方有一所学校，医学方面的录取分数线还不如兽医的分数线高。
如何吸引?来茂德认为，这需要社会与国家共同努力。从社会层面上，这几年医患矛盾问题不少。我们需要用法律去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这个规范是两方面的，既包括规范病人的行为，也包括规范医生的行为。医生要尊重病人，如果医生有不良的行为需要接受法律的处置。病人对医生有意见，正确的措施是选择去“告”，而不是去“闹”。如果病人有违法行为，同样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只有用法律去规范，医生才能感受到职业的获得感、安全感。
从国家层面上，首先要增加医生数量。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我国每千人的医生数是2.59，护士数是2.94，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德国、奥地利的每千人医生数4人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千人医生数量也要与此相适应，以满足百姓的需求。
同时，还需要调整医务人员的结构。一是调整城乡医务人员的结构，二是要调整医院内部科室人员的结构。我国农村每千人医生数是1.8，大概是城市的45%，连一半都不到，高水平的医生都集中在城市里的三甲医院。这种差别与我们国家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医院内部科室人员的结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各专业医生的结构比例失调，我们缺儿科、精神科、病理科、康复科等方面的医生，感染科医生也不足。此外，公共卫生医生数量少、流失严重，这与社会大环境以及职业待遇和获得感有关。
如何解决医生数量少、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来茂德有两点建议：一是扩大综合性大学医学生的招生数量，特别是那些受之前大学合并影响，合并了许多优秀医学专科学校的综合性大学;二是针对部分学科医生的缺乏，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去引导学生，采取“大医学小专科”的方式，医学生先接受系统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在毕业之后再选择专攻的科室从事医学工作。
如何将医学教育做得更好
来茂德说，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绝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挑战，因而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将医学教育做得更好。他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1.学制。医学生的学制长且不统一，比如有3年的大专、5年的本科，前几年还有过7年制的硕士，现在有8年制的博士等等。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统一医学生的学制时长，目前医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以5年制为基础，毕业以后加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再加3年的专科医生培养。
2.培养的针对性。医疗是一个系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医学专业，另一类是医学相关专业，例如护士、呼吸治疗师、放射科技师等。我们不仅需要培养看病的医生，还要培养操作各类医学仪器的技师。比如这次疫情期间大家经常听到的人工心肺机ECMO(体外膜氧合)，这类机器可以培养专门的技师去操作，以辅助医生的治疗。
3.知识范围。严格来说，医学是“人学”，“人学”对人文关怀有很高的要求。医学生除了医学本身的知识外，还需要学习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卫生学和法学，学习医学发展史和医学伦理学，知悉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伦理边界和法律法规。
4.实践。医学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现在的医学生毕业后并不能很快上手术台，因此必须投入很多资金为学生提供培训的基地。不仅如此，普通病人去医院看病时，他们从心理上不愿意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来为自己“把脉问诊”。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更需加大对于医学生培养的投入。
5.名医。做医生最基本的就是给病人看病，想要成为名医还要多做研究、发论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两者兼顾，我们培养的医生大多数应该是为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因此医生的评价和职称晋升的条件一定要与之相匹配。
《光明日报》(2020年04月29日01版)
信息来源：http://news.gmw.cn/2020-04/29/content_33793574.htm
原标题：重视医药教育助力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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