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南在东亚和西方的影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何得到马可·波罗们的认同
江南不止是中国的，也是东亚世界的共同文明因缘与文化想象。以日本为例，我们知道不仅有徐福的传说，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古代日本人将汉字叫“本字”，汉字无疑促进了日本语言进入到书写所记录的发展阶段。其中，语言学家有认为“吴音”即来自长江以南尤其是江东地区的音，相比于中原地区的“秦音”，“吴音”融入日语的程度较深。此外还有“吴服”“吴织”“吴染”，《日本国志》记载五世纪时，日本天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得吴织四人而归。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日语读红色染料为“吴染”，表明同时带去了染料与技术。江户时代称为“吴服”的服装样式，与今天的和服相差无几。
又有水稻文化，自从1982年日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揭开了弥生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的神秘面纱。因为，更早的绳纹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象，所以，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重大猜想——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正是弥生文化的原乡。原来日本文化有一个断层，一下子从原始的文化变成了文明的文化，弥生文化填补了这个空白。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稻谷的化石，这些稻谷化石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稻米文化的起源。而这些稻谷化石经测定，其中的成分与中国江南的稻米非常相像，因此有日本史学家认为，日本的稻米文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江南文化。我在一篇论文梳理了晚至幕府与大正时代，日本知识人对江南风景与风物的向往，表明作为文化景观的江南名胜已经深入东亚人心，“名胜”成为江南重要的精神传播力。作为东亚精神因缘的江南，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做，也是江南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
再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在意大利学者路易吉·布雷桑编著的《从马可·波罗到卫匡国：西方人眼里的杭州》一书中，一些传教士、贵族和商人所实录的游记片断，便可以从中看到外国人眼中当时的江南是何等繁华。马可·波罗(威尼斯商人，1280年至1290年在中国)在游记中写道：“第三天晚上，便到达雄伟壮丽的行在城(杭州)，此名称是‘天城’的意思，它表明，就其宏伟壮丽以及所提供的快乐而言，这座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生活其中的人们恍如置身天堂一般。”
点击加载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