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年—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并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左右。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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