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之谬误，要么是把“利益认同”视之为“文化认同”，要么是把差异性等同于冲突性，要么是先入为主预设“文明范式”。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亨氏文明冲突论再一次成为全球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引起了各界的质疑。美国学者凯德尔表示，“我不认为中美之间有‘文明冲突和较量’，相反，我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有误解。说得更具体些，是美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解”。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也认为“文明冲突论”是个巨大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是西方学者和精英设置的政治话语陷阱，是一种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文化霸权心理，内在蕴含“西方中心论”的“文化代码”，其潜台词是认为西方文明优于其它文明。亨氏曾就毫不讳言地指出，“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地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地人民应当认同西方地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地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地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地体制”。事实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俯视其他文明，对其他文明表现出极端傲慢无礼。在寻求独放异彩过程中，文明冲突论就变成了消灭其它异质文明的“旗号”。
西方有预谋地抛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论调的背后，实则是西方文明“优越情结”的不安和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历史性成就，短短几十年内已从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对此，西方某些国家仍自负地抱守“意识形态终结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意识依然阴魂不散，对中国发展怀有成见和戒心，错误地假设随着整体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势必会对其他合作伙伴的利益形成挑战和威胁。这与庄子眼中的“得腐鼠之鸱”又有什么分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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