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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总结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时说:“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我特别欣赏他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资本主义就等于国家。’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刀刃,一举切开大部头的历史。”他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 换 为 货 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他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我很赞成上述三位前辈的见解。明清时代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至于有没有市场经济,恐怕还有不同意见吧。我认为,至少在晚明的江南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市场经济。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说:“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伊懋可(Mark Elvi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明清中国 (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与这种早期工业化相适应的就是市场经济。
品牌与商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声誉鹊起,逐渐形成若干优质品牌与商标。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这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毫无疑问,这便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顺治十六年四月,松江知府在衙门口刻石立碑——《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就牙行奸商(即所谓“奸牙”)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一事做出裁决,在衙门口公示,“商贾贸易布匹,唯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金三阳字号历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因此,宣布禁止这种“奸徒伎俩”,“自禁之后,各照本记号印刷贸易,不许仍前构通混冒”。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兴旺,奸商假冒活动禁而不止,康熙四十二年、乾隆元年重申禁令,说明假冒品牌商标之风愈演愈烈。显然,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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