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2020年国家电网公司招聘考试内容（732）

毫无疑问，历史学的专业化是必要的，但是专业化的历史如何兼顾传统的社会功能却是值得思考的。在笔者看来，《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以极大的勇气书写了一本从专业的角度并非特别专业，但能为专家和普通人共享的历史。如同作者坦陈，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综合研究，但难度很大。他说：“以一人之力来挑战如此庞大的主题难免失之轻率和鲁莽。笔者开始写作以来，面对如此困难数次感到挫败。但是，总要有人去挑战这一壁垒不可。现在人们需要一种将当今世界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的历史叙述方式。身为历史研究者的我应该直面此类课题。”

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让笔者困惑的是，作为日本“新世界史”的积极倡导者，本书作者并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杰里·本特利在2002年出版的《西方历史思想手册》“新世界史”条目中指出，除了将跨文化交流带入历史研究中心之外，新世界史最主要关心的是构建与欧洲中心论不同的历史理解路径。这并不是否认欧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而是否认将欧洲经验作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准。本书恰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本书的核心观点是，17、18世纪欧洲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海域胜出，是因为它们是从统治领土的主权国家的世界中生长出来的;日本因为早在江户时代就形成了与欧洲主权国家非常相似的体系，因而能走上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基于此，他批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各国放在同样的平台上来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作者赋予了欧洲形态的国家太多的重要性，而这正是新世界史和文明史、海洋史力图改变的。作者将17、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形态区分为对疆域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出现主权理论的国家才是主权国家，只有发展出人民主权概念的国家才是民族国家，这些都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笔者认为，至少17、18世纪的中国是领土国家、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也是亚当·斯密在“论主权者或国家的收入”一卷中将中国和欧洲国家同等对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