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2020年国家电网公司招聘考试内容（732）

行文于此，笔者不免有些惆怅。2007年，刘新成教授在为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中文版作序时说：“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认同。但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起色。”从刘教授发表感叹至今，十多年又过去了。在此期间，日本的新世界史几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硕果累累，但我国的新世界史仍然没有起色。在笔者看来，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因此，从横向联系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变得更加迫切。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为什么几乎集体失声?这似乎与90年代中国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关。王学典先生将中国近百年的史学争论归结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之争。民国史学深受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影响，重视史料考订和小问题研究;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史学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大问题研究，史观派占支配地位;但八九十年代史料派复兴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他说：“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因此，当国际史学界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大力开展新世界史研究之时，中国史学却回到了民国，回到了乾嘉。毫无疑问，史料考订和具体问题研究是必需的，但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探讨也是需要的。笔者认为，史料与史观、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学术探讨与现实关怀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处理得好，还可以相得益彰。希望《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的出版能给中国史学界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