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石化招聘考试常识（586）

上述从阿诺德到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其实也粗略勾勒了作为当代人文学科领域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学术研究趋向的“文化研究”的路径。兴起于威廉斯首倡的“文化唯物主义”，兴旺于五六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1964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采用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方法研究文化、媒体等，开创了研究大众文化的新途径。对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开拓性的工作，同时又借助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

被西方学者重新发现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分析，“文化研究”在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披荆斩棘，把对广义的文化的研究引向了史无前例的深度。其中，大众文化研究更是被树立为文化研究的风向标，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而由索绪尔语言学启发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把能指与所指的逻辑关联应用到了文化研究之中，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内，更是提供了一种解剖文化符号与价值意义的利器。这当然也与后现代社会氛围在全球的渐趋渐浓不无关联。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原本属于专门学术语汇而如今早已成为众人口头禅的当下，所谓的高雅的和通俗的、大众的区分越来越失去了原有的分界意义;大众文化或许并不需要与高雅文化一争高下，因为在日常生活越来越与“文化”搭界(或日“文化化”)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真所谓文化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