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新加坡华人重拾祖先的语言》一文称，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难以交流，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数十年间在语言工程方面做出的大规模努力所结出的苦果。以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系列举措为起点，这个城邦的领导人有效地禁绝了一些中文方言——那是四分之三新加坡人的母语——为的是提倡人们使用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几年后，就连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被压缩，以便给身为全球商务语言的英语让路。
说闽南语的卓金举和他妻子刘娥娇，看着说英语的孙辈玩耍。（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卓家和张家堪称新加坡和谐传统的典范，三代家族成员聚在同一屋檐下彼此陪伴，唯一的问题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这两代人几乎无法交流。7岁的拉韦尔（音）说流利的英语和一点中文普通话，而她的祖母、祖籍为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刘娥娇（音）则喜欢说福建方言。因此，这祖孙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娃娃屋时，除了只言片语，几乎无法交谈。
“新加坡以前就像一片语言的热带雨林——杂草丛生，有点混乱，但非常有活力，欣欣向荣，”新加坡的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说，“而现今经过几十年的修剪和扬弃，它成了一个以经济作物为重心的园子，为了力争上游而学习英语或普通话，其余都没用，因此就将其舍弃。”
文章称，这种对语言的压制及其给多代同堂家庭造成的影响引起了新加坡民众广泛的憎恶，现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软化。
最近，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首次有闽南语电视连续剧播出——在70年代，约40%的新加坡人以闽南语为第一语言，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学方言，希望重拾与过往岁月或他们的祖父母的联系。此外，今年5月，一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得到政府的背书，新加坡教育部部长亲自现身电影首映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文章称，新加坡政府在公众感到不满之际放松限制，让新加坡成了某种研究案例，从中可以管窥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对抗随全球化而来的愈演愈烈的文化趋同情况。“我开始意识到闽南语是我真正的母语，”现年18岁、建了一个致力于保护闽南语的脸谱网页面的李轩金（音）说，“我想要了解自己真正的母亲。”
文章称，新加坡共和国于1965年成立，政府当初考虑在新加坡这个多语言国家力推哪种语言时，把中文普通话和英语看作了合乎逻辑的选择。
中国尽管远在千里之外，却是大多数新加坡人祖先的家园，而且正在开启经济改革，英语则是自从英国人于1819年在这里建立贸易港口之后，新加坡精英阶层一直使用的语言，而且那也是在全球文化和商业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语言。但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推出相关政策的时候，无论中文普通话还是英语，都和生活在新加坡的民众没有太大关系。当时和现在一样，约7%的新加坡人来自印度南部，大多说泰米尔语。另有15%说马来语。
和现在一样，75%的人口是华裔，他们是在多个世纪里主要从中国南部的几个省份迁徙过来的，尤其是福建（那里的人说闽南语）和广东（说粤语、潮州话和客家话），只有2%的人说普通话。
政策一波接一波地被实施。1979年，政府开启“说普通话”运动。到1981年，电视和广播几乎被禁播所有方言节目，其中包括流行音乐，很多人由此与社会脱节。随后在1987年，为了促进新加坡三大族裔——华裔、印度裔和马来裔——之间的团结，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现今，英语几乎是唯一的教学语言，除非是在学生学习母语的课堂上：印度裔学生学泰米尔语，马来裔学马来语，华裔学普通话。
“人们有时会说新加坡人不太擅长表达，”实践剧场的艺术总监郭践红说，“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
文章称，随着新加坡走向繁荣昌盛，很多人都开始追寻他们的文化根源，有人竭力保护历史纪念物，也有人质疑官方历史叙事，或满怀热诚地捍卫“新加坡式英语”，一种由英语、中文方言和马来语构成的当地方言。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潜心学习祖先的语言。
创办于1840年，致力于在来自福建的移民当中推广教育、增进社会福利的社区中心福建会馆近几年推出了闽南方言的课程。“我认为这是在了解我们的根，”现年34岁、在新加坡炼油业工作的伊万·张说，“要了解我们的根，就必须了解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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