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萬家都飽芋田飯──台灣原住民所植芋頭及其影響

 西元2000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中國少數 民族 科技 史研討會」的邀請函。這一屆在西昌召開，大會安排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和旅遊川滇交界的瀘沽湖，這兩個地方對我都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但參加研討會總得寫篇論文，我總不能空著手去吧？
番社采風圖
我生活在台灣，要談中國少數民族，大概只能在台灣原住民（以下簡稱原住民）身上找題目。但我從未探討過原住民，根本無從著手。一天，忽然想起中研院史語所典藏的《番社采風圖》，我清楚地記得，采風圖上有收穫小米、種植芋頭、採椰子等圖像。近年來我用圖像研究 科技史，何不以《番社采風圖》作基礎，探討一下原住民的作物？論文有方向了！
我到圖書館查閱《番社采風圖》，才知道這組圖畫是巡臺御史六十七（人名，滿州人）使台期間（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44-1747）命畫工繪製的。這組圖畫筆法寫實，是研究清初平埔族生活的重要史料。
《番社采風圖》共17幅，有關作物的有：揉採（採椰子）、種芋、耕種（種水稻）、刈禾（割小米）等4幅。我就研究原住民的芋頭吧。
為什麼會選擇芋頭？說來可真話長。讀大學時，常到圖書館借閱台灣銀行出版的《台灣文獻叢刊》，隱約記得，清代流寓台灣的大陸人士，常在詩文中稱讚台灣的芋頭。為了證實自己的記憶，我迫不及待地上網查閱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的「台灣方志」及「台灣文獻」。Bingo！這個題目確定可以做了。
我將上網查到的資料拼湊成一篇論文，取名「台灣土著所植芋頭及其影響」，適時以電子郵件寄給大會，算是弄到一張「入場券」。大概是物以稀為貴吧，會務組竟然把我那篇拼湊之作列為「大會宣讀」（有別於分組宣讀），至今想來仍覺得不好意思。
現在讓我再次拼湊一下，把那篇急就章的論文改寫成通俗文章，用來賺取點稿費吧！

台灣原住民的作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總以為原住民未漢化前過著狩獵生活，其實他們從來就以農耕為主、漁獵為輔。居住平地的平埔族如此，居住山地或偏遠地區的高山族也是如此，文建會出版的《台灣原住民的飲食世界》說得十分清楚。
那麼原住民種些什麼？根據陳奇祿的《台灣土著 文化 研究 》，漢化之前，糧食作物主要是小米、芋頭和番薯。小米是原住民的神聖作物。大凡一個民族，始遷時所攜帶的作物，往往被視為神聖。小米原產中國大陸，原住民的祖先在史前時期從華南遷到台灣，他們帶來的小米，銘印著原鄉之情。
番薯呢？番薯原產南美，大約16世紀末傳到台灣。傳到中國大陸大概也是這個時候。至於芋頭，原產馬來半島，但南島民族幾乎都種芋頭，英文 名taro就是源自波利尼西亞人（屬南島民族）的土語。至於芋頭什麼時候傳到台灣、怎麼傳到台灣？事隔久遠已難稽考了。
芋頭，屬於天南星科，學名Colocasia esculenta ，分為旱芋和水芋兩大類，各有許多品種。旱芋隨處可種，原住民種植的芋頭可能以旱芋為主，《番社采風圖》的「種芋」，就是種植旱芋。芋頭曾經是原住民的重要糧食作物，直到現在，南台灣的排灣族和蘭嶼的雅美族仍然經常食用芋頭。
清初時，台灣還是半蠻荒地區，遊宦台灣的官吏、幕客喜歡將所見所聞寫進詩文。小米和番薯品種間差異有限，不論哪個地方出產的都差不多，不會引起人們注意，但原住民的芋頭和大陸產的很不一樣，於是紛紛寫進他們的詩文。
文獻中的芋頭
原住民的芋頭不但品種多，而且體型大，讓我們抄錄康熙、乾隆年間的三則筆記：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三記物產：
芋有二種：紅者呼為為檳榔紅，白次之。熟較內地亦蚤，六月初旬即可食。多食滯氣，不似內地滑潤。南路番子芋，一名糯米芋，有重十餘觔者，味佳。
黃叔璥，字玉圃，順天大興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康熙六十一年，台灣設巡察，黃出任首任巡察御史，在台灣兩年，著成《台海使槎錄》。引文中的「檳榔紅」，應該就是最受外地人士稱道的檳榔芋。重達十幾斤的糯米芋（即秫米芋），我曾懷疑是山藥，但糯米芋早已成為定名，不致以訛傳訛。根據阮昌銳的《台灣的原住民》，原住民的芋頭品種已較前減少，意味著很多品種已絕種，十幾斤的糯米芋我就從未見過。
董天工《台海見聞錄》卷二記台蔬：
番芋，一類數名：長曰土芝，團曰蹲鴟；又檳榔芋，中有紅根相連如檳子；又淡水芋，大者重四、五斤，其味似荷香。台蔬獨芋擅名，頗不似內地之芋也。
董天工，字典齋，福建崇安人，拔貢。乾隆十一年至十五年任彰化縣教諭，所著《台海見聞錄》乾隆十六年刊行。引文中的檳榔芋，現今福建等地也有出產，但董天工是福建人，如果他在大陸看過類似的品種，就不會說出「頗不似內地之芋也」的話了。根據「中國作物種質資源資訊網路」（CGRIS），中國的檳榔芋有三個品種，台灣檳榔芋是其中之一。筆者大膽臆測，檳榔芋的原始產地就是台灣，不過尚待求證。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三記土物：
傀儡山產芋魁，有數十觔大者，野番以此為糧。余在鹿子港，見芋大如巨筐，重三、四十觔，云亦產自內山。
朱景英，字幼芝，號研北，湖南武陵人，乾隆十五年解元。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任台灣府同知。所著《海東札記》乾隆三十八年刊行。引文「見芋大如巨筐，重三、四十觔」。可能是山藥吧？芋頭有那麼大的嗎？
至於方志，有關芋頭的記述就更多了，讓我們抄錄康熙、乾隆年間的瞧瞧：
《台灣府志》（康熙三十三年刊）卷七‧風土志‧蔬之屬：
香芋，長尺餘，大至數觔。番人所種。
《諸羅縣志》（康熙五十七年刊）卷十‧物產志‧蔬之屬：
北路種於圃，檳榔芋頗佳，大而鬆，紅根相連如檳榔子，故名。秫米芋軟而黏，色白。又，鳳山、淡水芋極大，魁重至七、八觔；北路內山番亦有之。
《鳳山縣志》（康熙五十八年刊）卷七‧風土志‧果之屬：
鳳之芋有三種：曰檳榔芋者，中有紅根相連，如檳榔子；曰秫米芋者，以其軟而粘也；又有淡水芋，大者重四、五斤，不歉蜀中焉。
《台灣縣志》（康熙五十九年刊）。輿地志‧果之屬：
台芋有二種：檳榔芋，肉多紅根而鬆；秫米芋，肉白而軟。
《重修台灣府志》（乾隆十二年刊）卷十四‧風俗志‧番社風俗：
諸番傍巖而居，或叢處內山，五穀絕少，砍樹燔根以種芋，魁大者七、八斤，聚以為糧。
《重修台灣縣志》（乾隆十七年刊）卷十二‧風土志‧蔬之屬：
芋，長曰土芝，團曰蹲鴟，台產甚多。有檳榔芋，中有紅根，相連如檳子；又，淡水芋大者重四、五斤；又，傀儡芋長可一、二尺，旁無小艿，其味俱佳。又，糯米芋更為滑潤。又，狗蹄芋、竹節芋。
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台灣的許多芋頭品種，確由「諸番」、「野番」培育而成，所以有「番子芋」、「番芋」等名稱。這些芋頭品種多，體型大，滋味美，為渡台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啦，人們也可能把山藥誤為芋頭，但誤認應是少數，芋頭和山藥畢竟不難分辨。
台灣孤懸海外，和外界少有來往，引文中的各種芋頭，可能是原住民自行培育的。芋頭是一種「根生」（實為地下莖）植物，只要把芋頭埋在土裡就能繁殖（無性生殖不會產生新品種）。但原住民過游耕生活，棄地上殘存的芋頭，只要開花結果，就可能經由突變和雜交產生新種。原住民培植出那麼多品種的芋頭，說明他們栽培芋頭的歷史已經十分久遠了。
不論什麼地方，原住民對文明的最大貢獻，往往就是他們的作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印地安人的玉米、馬鈴薯、番薯、番茄、辣椒……，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這些作物才傳到歐、亞各地。對台灣原住民來說，應該就是芋頭，特別是檳榔芋，直到今天還是一種重要的作物，當我們吃芋仔冰、芋仔稞或其他台式冰品、點心時，請不要忘了原住民的貢獻！
以詩證史
清代時，隨著民族融合，原住民的重要糧食作物芋頭，也成為漢族移民的糧食作物，在 水利 尚未普及前，漢族曾經大量栽種，這從台灣文獻中經常出現的「芋埔」、「芋原」、「芋山」、「芋仔寮」等地名可資證明。陳寅恪喜歡「以詩證史」，筆者且師法前輩學者，以詩證明上述論斷吧。
孫元衡《赤嵌集》加溜社詩：
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
孫元衡，字湘南，桐城人，拔貢。康熙四十二年任台灣府同知，所作《赤嵌集》深為詩壇祭酒王士禎欣賞。這首詩告訴我們，康熙年間嘉義一帶的平埔族（加溜社在諸羅）有些已能說漢語，以種植芋頭為生。
施士洁《後蘇龕合集‧後蘇龕詩鈔卷補編‧古今體詩‧疊前韻》：
怪底潭名劍，尋幽興倍騰。水光圓似缽，山意古於僧。芋熟連阡脊，楠肥沒屋棱。畫圖一披玩，邱壑寸心澄。
施士洁，字澐舫，台南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性曠達，不喜仕進，割讓後內渡。作者前作《為王純卿司馬題劍潭夜光圖》，疊前韻而有此詩。「芋熟連阡脊」，道盡當時台北劍潭一帶芋頭阡陌縱橫的情景。
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簡編‧正文‧自少時至辛亥(咸豐元年)》雙溪曉行：
宛轉雙溪路，蘢蔥芋粟紛；深坑巢亂石，遠樹泊輕雲。屋盡穿巖搆，泉多截竹分。嘯猿聲不斷，每向靜中聞。
林占梅，淡水竹塹（今新竹）人，貢生。《潛園琴餘草簡編》收咸豐元年至同治六年作品。這首詩敘述道咸年間雙溪情景。田野所種芋頭和粟（小米），正是原住民的重要糧食作物！
楊浚《嚴懷谷司馬同年成儀招飲賦贈》：
長沙光祿稱吾師，貢登玉室羅瑰奇；……側聞途民鼓腹歌，萬家都飽芋田飯！
楊浚，台灣同治年間舉人，生平事蹟不詳。這首詩收於《台灣詩鈔》卷四。「萬家都飽芋田飯」，說明當時人們以芋頭充當主食。
張景祈《台疆雜感》：
奧府由來擅海王，不因地力盡農桑；接天瘴雨桄榔暗，繞郭鱗塍薯芋香。
張景祈，浙江錢塘人。光緒間淡水縣縣官。所作《台疆雜感》收於《台灣詩鈔》卷六。詩中的台灣農村，遍植檳榔，家屋附近種番薯、芋頭，和現今不是一個樣子。

芋頭文化的殘跡
在清代文獻中，「芋」也經常作為人名，如「莊芋」、「周芋根」、「許芋娘」、「廖芋頭」等等，上網查閱中研院漢籍文獻「台灣方志」和「台灣文獻」，可以查到一長串。以「芋」作為人名，除了常吃、常見，也可能和宗教或禮俗有關。
當平埔族融入漢族時，他們的文化不可能完全泯滅。以漢化最輕的雅美族為例，至今仍然以芋頭作為主要糧食作物。根據雅美族人董媽女的《芋頭的禮讚》，雅美族舉行各種儀式時，都會吟唱芋頭讚歌。雅美族的例子，或許透露著某些早已湮滅的訊息。
清代時，台灣某些習俗和芋頭有關。如七夕時互以黃豆（加糖煮熟）、龍眼、芋頭相贈。迎娶時，女方以香蕉、鳳梨、芋頭、柑橘等贈送男方。後一項習俗維持到今天。原住民有關芋頭的宗教和禮俗，可能經由通婚影響到漢族，因而衍生出一些特殊的人文現象。
康熙廿三年，諸羅設縣，首任知縣季麟光（江南無錫人，康熙十五年進士）在台一年，所著《台灣雜記》，有一則關於神芋的記載：
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山最高，人不能上。月夜望之，則玉色璘璘。其上有芋一棵，根盤樹間，葉已成林。有鳥巢其上，羽毛五色，大於鸛鶴，土人俱指為鳳。
玉山是台灣第一高峰，被附近土著視為神山。神山、神芋和漢族的神鳥鳳凰，這則康熙年間的傳說，不難看出原住民與漢族交融的痕跡。

餘話──芋仔和蕃薯
在台灣，本省人自稱蕃薯，把外省人稱作芋仔，此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台灣島的外形像番薯，所以自稱番薯。那麼中國大陸呢？不管包含不包含外蒙，怎麼看都不像芋頭啊！
直到有一天，和友人楊龢之先生閒聊，才算弄清楚這個疑惑已久的問題。楊先生精研南明史和台灣史，他說：明鄭覆亡後，台灣的漢人把大陸來台人士──不論是滿人還是漢人，一律稱為「胡仔」（胡人）。閩南語「胡」和「芋」同音，後來以訛傳訛，「胡仔」就變成「芋仔」了！
至於本省人自稱番薯，必定是「胡仔」訛傳成「芋仔」以後的事。為了和「芋仔」相區別，就把自己叫做「番薯」吧。殊不知，番薯是外來作物，芋頭才是固有的呢！
楊先生說：林衡道的著作早就提到，早期台灣人稱豬為「胡仔」，稱狗為「覺羅」（愛新覺羅），藉著豬、狗，暗罵大陸來的「胡人」。楊先生小時候家住南部（雲林），就親耳聽過有人把豬叫做「芋仔」（胡仔），只是人們早已不知其意義了。
光復後，將豬稱為「芋仔」的說法有了新的意涵。既然大陸人稱為「芋仔」，豬也稱為「芋仔」，根據三段論法，大陸人豈不等同於豬！這大概就是「中國豬」一詞的語源吧？如果志在光復大業的先祖們地下有知，聽到這個光復後的新生詞彙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