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宏观分析

 　　1993年11月20日，在首次召开的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 英文 缩写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提出以APEC为依托，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这一建议当即遭到亚洲国家的普遍反对，克林顿旋即对其设想进行调整。此后，APEC曾就是否建立共同体 问题 进行过数次探讨，但终未在成员间形成共识。直至今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是本地区领导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2005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提出"走向一个共同体：应对挑战、适应变革"的会议主题。2006年的汉城（今首尔）会议继续将"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 与繁荣和富有活力的共同体"作为主题。美国还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但并未在APEC成员间达成共识。今天 中国 的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与1993年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于是否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中国需要从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独立看待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APEC 历史 上就其发展方向进行过怎样的争论，国际 政治经济形势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又应如何重新审视当今的亚太经济合作进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APEC发展争议与深层解释
　　
　　1、APEC发展过程中的争议
　　
　　纵观历史，APEC确实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中独领风骚，成为许多前沿性议题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在全球事务的层面，1993年的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化作用，使之于次年初完成。1996年，APEC率先提出制定全球信息技术协定，并得以实现。2001年"911"事件后，APEC于当年10月在中国上海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深入讨论反恐问题并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是"911"后第一个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名义共同发表的反恐声明。在区域合作层面，APEC根据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特点，先后提出弥合数字鸿沟，协调粮食、环境、经济与人口增长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打击腐败等新议题，并制定合作框架。
　　在国际机制创新层面，APEC最具独创性。国际机制通常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传统的机制模式所要求的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方式是制定有严格约束力的组织章程，决策通过内部谈判而达成，并有普遍的约束力。APEC没有走这样一条老路，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1994年APEC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茂物目标"，即APEC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承诺将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次年的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合作的"两个轮子"。1996年，APEC进一步确立了它独有的合作方式，这就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当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高度概括的"APEC方式"，即"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江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在集体制定的共同目标指导下，APEC成员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原则和做法，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它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这一方式成为此后指导APEC进程的基本原则，也是APEC在引导区域合作总体方向和探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
　　然而，在APEC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论。首先是西雅图会议的"大C小c"之争。1993年7月，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其基本 内容 包括四项：（1）鉴于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决定增加对该地区，特别是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把亚太地区变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2）推行其"扇形经济结构"，以美日为中心，逐步向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 工业 国家和地区以及该地区其他发展中成员辐射，进而全面推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战略。（3）在亚洲继续驻军，以确保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4）推行人权外交，改变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新太平洋共同体"是一个融经济、安全和人权为一体的制度化构想，美国并未在APEC中全盘托出，而是先强调了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为此代言的是以美国学者博格斯滕为主席的APEC知名人士小组。该小组于1993年10月提出了名为《走向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报告，主张APEC要为贸易投资自由化设立时间表，解决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中难以解决的贸易问题，以此带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即APEC要走向一个在全球贸易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的经济共同体。美国政府据此在西雅图会议前夕抛出一份成果文件，明确写入要把APEC建成亚太经济共同体（英文为大写C开头的Community）。
　　此建议遭到中国、韩国及多数东盟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建立这样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根本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必将处于劣势；在政治上难以避免让美国当盟主，进而使之可以大肆推行其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这样亚太地区事务的决策将远离民主，而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这表明在 目前 情况下，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想法，既不反映也不符合亚太地区的现实。面临强大压力，克林顿在西雅图会议的领导人晚宴上不得不转换基调，称美国政府的设想是希望建立一个各成员和睦相处、集中进行经贸合作的"大家庭"（英文为小写c开头的community），暂时搁置了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动机。但西雅图并不是克林顿亚太战略的终结，美国从未放弃初衷，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断以不同的方式推动APEC走向其设想的亚太经济共同体，只是因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而未能如愿。西雅图会议对大家庭的内涵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所谓的大家庭，意味着APEC只是一个经济论坛，还是一个半机制化的区域合作组织，亦或是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尽管APEC方式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但由于美国对APEC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而其他成员考虑也各不相同，APEC在自身定性和发展方向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
　　1994年在印尼茂物举行的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围绕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的争论，是APEC方向之争的再度较量。当年的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第二份报告，虽然报告明确反对APEC走向欧盟式的内向贸易集团，主张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即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成果可在双边互惠基础上给予非APEC成员，但建议所有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尽管这是一个没有量化的自由化目标，但它一旦为各成员领导人所认可，将至少具有政治上的约束力。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坚决反对这一时间表，强调每个成员都有权选择自己开放市场的方式与速度。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如果APEC没有一个合作的时间框架将失去动力，最终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双方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妥协。分歧的根源仍然是对APEC的未来方向有着不同的考虑，要不要时间表将决定APEC是走向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是仅仅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是以强制性的条约为执行基础，还是保持以政治共识推动具体合作的作法。因此，要哪一方放弃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困难的。在此情况下，印尼总统苏哈托显示了一个老牌政治家的睿智。印尼自身亦不愿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限，但处于会议主席位置上的苏哈托避免了走向前台的做法，而是提出设立两个时间表的建议，即APEC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样，既保留了时间表，又给了发展中成员10年的缓冲期，他们可逐步开放市场。会议最终通过了含有这两个时间表的成果文件，这就是APEC历史上著名的"茂物目标"。
　　最近一次的争论是有关"部门提前自由化"建议的实施，这也是APEC历史上在发展方向问题上最白热化的一次较量，并且到了摊牌的地步。1997年加拿大主持APEC会议期间，为加速推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员的倡议下，一项名为"部门提前自由化"的建议出炉，其内容是选择环境产品与服务、医疗设备与仪器、汽车、珠宝、玩具等15个与亚太地区经贸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先于茂物目标的期限实现自由化目标。15个部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激烈讨价还价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成员都希望将市场开放具备优势的部门纳入进去，将需要保护的部门排除在外。在部门最终确定后，APEC经过了近一年的密集磋商，各成员都派出包含部门专家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对15个部门逐一进行审议，但分歧依然十分明显。矛盾集中的焦点是，主动推动部门提前自由化的成员要尽量淡化甚至扔掉茂物目标的两个不同的时间表而制定统一的新时限，被动参与磋商的成员则坚持要在制定新时限时体现茂物目标中的差别待遇。对于中国而言，还遇到更为特殊的障碍，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部门提前自由化建议中的要价已超过中国在人世谈判中的承诺，这种"超世贸"的自由化速度对于当时的中国及其他APEC内尚未人世的成员来讲，显然是不现实的。马来西亚一贯对贸易投资自由化采取保守姿态，而作为当年会议主席却转变了态度，希望促成这项新建议。但因各方之间的矛盾在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后难以调和，最终无法达成协议，会议决定将此建议一揽子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讨论，部门提前自由化在APEC内以失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