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提 要]晚清时期 中国 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 历史 大环境的基础上,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 分析 其 发展 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关键词]香港 晚清时期 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 影响 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 研究 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 经济 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 问题 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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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 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Singapore 1990. G. B.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 London1964;Noronha & Company,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1932; The Bedikton Company, Commercial& Industrial Hong Kong, A Record of 94 Years Progress of the Colony in Commerce, Trade, Industry & Shipping (1841-1935), Hong Kong 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 目前 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 从西方 科技 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 时代 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 工业 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 应用 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 交通 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 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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