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直接投资对区域 经济 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利用回归模型对 中国 引资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早期的那种以减免税负为主的优惠政策已不再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集聚才是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最后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并对不同地区的引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聚；国际直接投资；机理；实证研究
1 国外的实证研究
1.1 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资
KEith Head，Jonh Ries，和Deborah Swenson（1995）等美国学者对日资制造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东道国制造业活动在当地产业集聚的影响。（2）已有的日本投资对新投资的影响。（3）产业集群对日本投资的影响，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产生的向心力。（4）地区边界附近同产业的 企业 活动对日本投资的影响。
他们建立模型，根据Mcfadden 1974年证明的条件logit 模型，用极大似然法 计算 厂商选择地区的概率。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同一产业（以相同四位SIC产业为划分标准）的对美投资为例，研究了以上四个因素影响日本企业在美国各洲投资地点的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在外资区位选择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个州的产业集聚度增加10%，未来被日资制造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5-7%。
1.2 外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
Paulo Guimaraes，Octavio FiguEIredo，和Douglas Woodward （2000）等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把影响外资在葡萄牙区位分布的因素归结为经济集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成本等。他们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间各地区新建的758个外资企业的数据，建立条件logit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模型中他们不仅分析了所有制造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还着重分析了本地 工业 集聚、外资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用劳动力素质状况和技能水平代替名义工资率衡量，具体又分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两类；考虑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关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来代替；由于波尔图和里斯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 交通 中心，因此将与波尔图和里斯本两大港口的距离纳入该模型中来。因为影响资本成本的税收均是国家层次，因此资本成本与外资在葡萄牙内各地区的外资区位选择无关，不计入模型中。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作用最大的是经济集聚，其次是运输成本，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不明显。
2 产业集聚影响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实证研究
2.1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为了便于清楚地比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我国大陆除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根据估计系数进行验证与比较。为了消除各指标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法。这样就可以保证最后所得到的是"最优"的回归变量。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0.0。
决定投资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并采取相应变量：（1）基础设施条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础设施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以交通网密度（JT）为代表来考察。（2）优惠政策。本文对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进行扩展，给出了各省市区的优惠政策指数（POLICY）。（3）消费水平（CON）。（4）开放度。本文用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OPEN）来度量开放程度。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我们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业集聚状况。用地区工业企业数（QY）来反映。（6）服务体系。用第三产业占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DS）来替代。另外选择分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一变量。为了消除个别年份的波动，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为了消除以上变量量纲不一致性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能为外商的生产和交易提供极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资源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
2.2 模型设计与计算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为正向影响，ε为估计残差。由于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检验中要对估计残差进行异方差检验。下面是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方程：
上式括号内表示参数的显著性系数（t值）。通过方差比和VIF检验，没有发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异方差检验也拒绝有异方差的假设，调整可决系数达到了0.842，说明设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从方程中各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地区对外开放度和地区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等都对外资的流入有着重要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和消费水平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不显著。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和地区对外开放度三者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社会服务体系的第三产业在地区中的比重的估计系数却为负。从估计方程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工业企业数每增加10%，该地区便将增加4.2%的国际直接投资；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0%，国际直接投资就会增加2.2%；开放程度每扩大10%，就会增加6%的国际直接投资。由此可以认为，地区对外开放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工业企业数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又大于地区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这就说明，曾经在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一个地区的总体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关联。
3 启示与建议
3.1 亟待调整引资政策
从前述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企业数，地区企业数的影响又大于优惠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实践也证实优惠政策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纷纷想方设法提供种种优惠强化本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其结果则是导致吸引外资的优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今后我国需要调整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不能单纯靠以减免税负为主的优惠政策，而应注重提高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和产业关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以吸引外资。
虽然产业集聚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对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形成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包括交易费用的下降、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经济外部性的加强。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降低产业交易费用、引导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预措施，培育产业集聚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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