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拉美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步入 发展 主义轨道。虽然在 工业 化初期，这些国家的 经济 建设大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几十年过去之后，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而后者却在贫富分化的危机中停滞不前。总的来讲，这可以归结为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是否实现了社会协调发展，尤其是工业化造成的 农村 剩余人口能否被 现代 社会重新吸纳。在这些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  
　　  
　　一、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危机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 中国 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 历史 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 政治 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 金融 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毒品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毒品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毒品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毒品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毒品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最后，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腐败、毒品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