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世界经济衰退：正在促成中国经济调整

 　一、未来世界 经济 ：很可能走走停停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严峻而微妙，未来几年很可能呈w型演进态势，即经济低迷与短暂复苏交替出现。总的态势是衰退长期化，但期间不排除短暂的复苏。其中基本的原因是，目前发达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处在两种彼此冲突因素的较量中：一种是导致衰退长期化的因子，另一种是促使经济复苏的因子。 
　　导致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因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 
　　其一， 金融 危机颠覆了原有美国主宰的全球金融体制，重建新的有效体制需要时间。在拟议中新的全球金融体制中，不仅美国需要重新定位，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 中国 、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新定位等议题，都需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花时间去讨价还价，即使像G20二次峰会那样达成框架上的一致，但具体落实起来也需要时间。 
　　其二，金融危机破坏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业的信心和声誉，恢复需要时间。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实体而言，金融重建不仅涉及到处理掉金融业庞大的不良资产或日"有毒资产"，而且更重要且更为棘手的议题，是恢复金融业的信心和声誉。这方面最关键的一环，要数消除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两类金融欺诈的负面效应了：一类是极个别金融从业者职业道德沦丧而制造的有意欺诈；另一类是金融机构追求短期利益而创造的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引出的无意欺诈。前者以麦道夫版本的"庞氏骗局"最为典型，后者则以cDO(有担保的债务凭证)登峰造极。这些有意和无疑的金融欺诈，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及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声誉，败坏了金融从业者的形象，要重新博得大众尤其是大众投资者的信任，显然需要时间。 
　　其三，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大众消费能力与不动产价格之间的彼此依赖关系，在不动产价格与消费能力之间形成了某种胶着状态，打破这种僵局更需要时间。 
　　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衰退可能将长期化。不难设想，像美国这样高度依赖投资银行运作的经济体，单是要恢复投资银行往昔的辉煌地位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一个没有投资银行运作的资本市场，将很难恢复以往的活力与生机；一个没有活跃资本市场的发达经济体，是不可能最终摆脱衰退的。诸如此类的系列因素，无疑将导致衰退长期化。 
　　与此同时，促使发达经济体触底复苏的因素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体制性因素。所谓体制性因素，就是发达 工业 化国家当代制度安排打造的某些反周期因素。具体说，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内部，存在某种制度安排，发挥着"衰退兜底"效应，足以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坠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所有体制安排中，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属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前者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后者由70年代"滞涨"等冲击促成。庞大而健全的社保体制，赋予公共财政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以某种"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而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理念的某种平衡，则打消了微观经济主体坐等政府救助的"福利国家效应"。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财政"内在稳定器"实际上具有某种"兜底效应"。具体说来，衰退导致的失业对大众消费能力的负面影响是有一个底线的，到一定程度会发生"兜底效应"，不可能无限制地萎缩下去。不断扩大的社保尤其是失业保险等公共支出，意味着政府无论是否愿意，都须扩大支出，由此赋予公共财政以事实上的"内在稳定器"作用。由于这个"内在稳定器"，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及其对大众消费的收缩效应总归是有底的。 
　　另一个是政策因素，即发达国家政府与央行不断强化的刺激政策。我们知道，自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实体以及别的发达经济体都纷纷推出了系列刺激经济方案。其中美国政府拟议中的支出超过1.6万亿美元，欧盟核心16国拟议支出超过2万亿欧元，日本约6000亿美元。加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的公开市场活动，正在将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发达经济体之内。各国政府与央行的"联手"，加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的协同干预，正在对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因素形成某种"合围"。这两大因素的合力，将可能促成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上述两股彼此冲突的动因较量，势必导致经济陷于长期衰退与短期复苏交替的境地。可以预料：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三五年)内，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 
　　 
　　二、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掌控之下 
　　 
　　过去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超预期现象：一个是超预期回调。2009年1、2月份的经济数据回调幅度之大，超出了经济界大多数人的预期。其中工业增加值、外贸回调幅度尤甚。另一个是超预期反弹。整个一季度GDP增速的反弹，无疑有些超预期地高。构成中国GDP重头的工业增加值1-2月份的增速仅为3.5％，但整个一季度的GDP增速却达高达6.1％，这个数据无疑也超出大众预期，甚至由此引发各方对数据准确性的猜测。因为我们看到，虽然GDP在增长，但工业用电、货物运输等"硬指标"却在下降，两个价格指数(CPI和PPI)也呈负增长态势。软硬经济指标间的这种变化直到5月份依然持续。因此可以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而微妙，还不能盲目乐观。 
　　世界经济很糟，中国经济走势依然微妙，这两个事物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联系?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超预期回调及超预期反弹，与世界经济走势直接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客观地来说，中国经济超预期回调的多半原因，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促成的，而非金融危机导致的。历时一年多时间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是对此前近乎疯狂的过热经济的理智处理。客观地来分析，2008年三季度之前的中国经济的确有些过热，先是楼市继而是股市近乎疯狂。其中楼市疯涨比之酝酿美国"次贷"危机的楼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次贷"危机之前数年内美国大城市房价仅仅涨了一倍多，股市指数也只翻了一番左右。而中国近年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长了好多倍，沿海一些城市的房价一年要涨三四倍；股指一年之内从两千点涨到近七千点，以近乎疯狂来描述市场一点也不过分。从这一背景来考虑，2007至2008年的中央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调控的主旨原本就在于降低经济增速，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供给瓶颈因素，只是由于赶上了世界经济衰退，则显得有些矫枉过正。 
　　客观地来分析，世界经济衰退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最直接因而关键的渠道有三个：其一是对外贸易，由美国进口收缩引发的全球市场萎缩导致了中国外贸的大幅度收缩。其二是价格机制，发达国家市场收缩引发的全球性物价走势逆转，一改通货膨胀为通货紧缩威胁，对中国的影响则是将输入式通货膨胀变成了"输入式通货紧缩"威胁。目前两个价格指数的负增长多半是输入的，具体说，石油、钢铁、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的全球性大跌，导致了中国国内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走低。第三个是心理渠道。先是金融海啸而后是世界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悲观情绪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快速扩散。同样客观地来分析，这些渠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要么是短期的，要么是正负效应兼得。其中价格机制传递的效应多半是正面的。具体说，这个机制传递的全球性价格走低，恰恰有利于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威胁。既然输入式通货膨胀彻底消除，那么紧缩性宏观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重要前提。由此，可将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180度的大转弯，既看作对突然降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灵敏反应，也可视为对突然逆转了的原定政策目标的灵活调整。 
　　非常清楚的是，正是经济宏观政策180度的逆转促成了经济的快速触底反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前倾后扬是合乎逻辑的。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变化与国内经济走势滞后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可控范围内。从较深层次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大力度刺激性的财政政策，至少促成了两个转折：一个是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5.74％，增幅比上年末高出7.9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8.69％，市场货币流通量(M0)同比增长11.24％。这与2008年后半年持续收缩形成鲜明对照。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依然有效，无须担心"流动性陷阱"困局。另一个是国内投资需求的再次发热。反映投资需求增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8年第四季度曾跌至25％以下，但进入2009年以来骤然加速，1至5月份增速高达32.9％。与此同时，令经济界担心的消费增速下滑势头，也开始出现逆转。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反映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08年全年的21.6％和2009年1月份的18％，降到3－4月份的15％，但在5月份出现触底回升，增速升至15.2％。似乎预示着消费也开始发力。 
　　对于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掌控之下的判断，不仅从上述经济活动波动与宏观政策之间的联系上可以得到印证，而且更为重要而深层的原因，则深植于制度内部。客观地来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市场化制度转型，但中国市场化转型迄今远未完成，政府参与及干预经济能力依然超强。这种超强能力不仅表现在各级政府对经济微观主体活动的控制程度上，而且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上。除了占国民产值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外，政府还控制着几乎所有土地和矿产的供给。这些显然是中国经济与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的最大不同之处。既然我们的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可控范围之内，那么面对依然严峻而微妙的经济形势，也就没有理由惊惶。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