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对华投资降低日本就业了吗?
内容提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 中国 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 日本 对华投资 就业
海外投资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始终受到投资国的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对有大量海外投资的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我们知道,就业直接相关于国民的收入,国民的收入直接相关于国民的需求,而国民的需求直接相关于整个国家的 经济 。而且,正是因为就业问题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有更多的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普通人给予关注,所以,即使在整体上或实际上并未对国内就业产生影响,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也会影响整个经济。上世纪90年代,当日本对中国投资 发展 最快的时候,也恰是日本国内就业水平下降最快的时候。因此,当时很多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评论认为,是对中国大量的直接投资导致了日本就业状况的恶化(参见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7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这一评论进行探讨,同时对日本就业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 文献 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代理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 台湾 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 Gaute和Win-flied 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 企业 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 自然 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 工业 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关键词 日本 对华投资 就业
海外投资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始终受到投资国的政府和学者的关注,对有大量海外投资的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我们知道,就业直接相关于国民的收入,国民的收入直接相关于国民的需求,而国民的需求直接相关于整个国家的 经济 。而且,正是因为就业问题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有更多的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普通人给予关注,所以,即使在整体上或实际上并未对国内就业产生影响,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也会影响整个经济。上世纪90年代,当日本对中国投资 发展 最快的时候,也恰是日本国内就业水平下降最快的时候。因此,当时很多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评论认为,是对中国大量的直接投资导致了日本就业状况的恶化(参见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7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这一评论进行探讨,同时对日本就业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 文献 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代理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 台湾 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 Gaute和Win-flied 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 企业 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 自然 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 工业 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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