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缺乏创新的经济复苏意味着重回全球经济失衡的老路
2007年以来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 经济 衰退已经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全球经济出现停止进一步下滑的趋势,某些经济指标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于是乎乐观的经济预期开始抬头。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今年5月与社区银行家们开会时表示,美国 金融 体系正开始痊愈,并引述了金融体系五大方面令人振奋的进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也表示,如果美国金融系统恢复稳定,那么美国经济有望在今年年底结束衰退,他认为金融系统恢复稳定的标志是私人投资重新回到金融系统。
2008年全球经济还笼罩在经济危机的恐惧之中,人们普遍认为本轮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怎么在转眼之间,危机的中心--美国却出现了复苏的经济迹象?从金融恐惧到乐观预期,这一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于本轮危机性质认识的不足。
我们认为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累积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在新的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出现之前,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意味着重回失衡的格局,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关注点将从全球红利的创造转向全球经济红利的分配。对于 中国 来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通过内需来完全替代外需,或者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都是一种试图改变目前国际分工格局的长期调整路径,短期难以成功。因此,一种次优的短期路径选择就是,在不改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存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路径下,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地判断美国未来的复苏路径,客观地制定本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一、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
在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认为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与金融监管的失灵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而推论出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本轮危机的罪魁祸首。借次贷危机之机反思和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打破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桎梏上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从次贷危机出发来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经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个非系统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次贷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缺陷和失灵。因为,金融自由化及其金融工程学的 发展,主要针对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系统风险。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起点是错误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可能并不是非系统风险积累的结果。
我们的判断是,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既是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 and Brad Setser(2004)和Sebastian Ed-wards(2005)的分析预测表明:美国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在达到GDP的7.3%时,美国的经济会出现拐点,并因此引发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下降。对于这样的全球性系统风险,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克服和规避的。
那么,为什么全球性的系统风险会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为突破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需求增长方式的变化及美国政府的利益上寻找答案。从美国居民消费来源结构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源于工资收入;另外一个就是财富的增长,即股票和房产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长。20世界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居民财富的增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率,1975年居民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为4.2,199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了4.7。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了6.2。由此可见,在2001年前后,美国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纳斯达克泡沫之后美国居民财富增长的需要,这符合维持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要求。至于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在这一时期能够成为美国投资银行炒作的对象,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08)中已经作了很好的分析。其逻辑是:在2000年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方差不超过5%,这意味着美国房产市场风险较小;而美国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国的房地产成为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业,这就为与房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因为衍生工具需要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收益。
如果我们把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定位于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上,那么,如下的结论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全球经济中的东亚经济体来说,由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都采取了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进程放缓,因此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直接冲击程度有限,但是,由于美国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对这些国家的生产产生直接的冲击。
第二,根据 历史 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1929-33年的大危机之后,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创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美国凯恩斯主义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创新的基础上,才逐步步入了1960年代的增长繁荣;而1973-75年的危机也是在IT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引来了19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然而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迹象,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概念的炒作层面上,因此,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
第三,在缺乏创新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复苏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说明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地步,它仍然还能够维持下去,即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还会回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中去。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尽管存在着"中心一外围"不平衡发展的特征,但是,这种国际经济格局是建立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分离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基础上的,这种分工格局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工业 中心与金融中心相融合,与落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体系相比较,至少避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演进的同质化趋势,因而也就避免了发达国家间在资源、市场及殖民地控制权上的纷争。当然,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各国利益间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而危机之后,各国间的博弈如果不是以军事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维持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目前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只是对失衡严重程度的一次调整。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的出现,直至新的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出现,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繁荣阶段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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