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关于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分析

 摘  要：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以增强对制度变迁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回顾了中国乡村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分析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农业剩余积累和市场环境等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制度变迁对中国乡村工业增长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为中国乡村工业化乃至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可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