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实证分析发现,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转型　可持续性　生产率
        一、引　言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中国经济增长转换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未来到2020年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8年间平均为9·8%,其中,在刚刚过去的2006-2007年,增长率接近12%。在这30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近期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虽仍然很低,但已经从人均220美元的贫穷国家上升到2500美元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值都远高于上述水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本文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增长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推动,而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这种增长方式因此曾被某些国外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除了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等特点外,近年来经济增长还表现出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出口拉动的特点。2007年出口和净出口分别高达12180亿和2622亿美元,后者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8%。
　　与美国经济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高贸易逆差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经济以高储蓄维持了大量投资,以大量的净出口弥补了低消费造成的内需不足,又以大量贸易盈余带来的充裕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的外部融资。中美两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在过去若干年内实现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互补。王小鲁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2008年,正当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一系列转变迹象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一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其他国家,进一步对它们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在世界市场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对美、欧出口的大国,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柱的出口产业,首当其冲地遇到了困难。这正在对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遇到的金融危机从根源上来自其高额负债、大量消费的模式,中国目前和将要面临的困难则主要来自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出口依赖。在本文中,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在发生转变?影响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要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需要进行哪些政策调整?
　　在第二节中,我们将简要讨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一系列影响因素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变动趋势。与其他增长研究有区别的是,我们的研究非常看重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体制改革、结构变化和其他相关因素对增长的影响,而不局限于考察常规生产要素的贡献。在第三节中,我们使用一个扩展了的卢卡斯式增长模型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增长贡献进行实证检验。在第四节中,我们通过增长核算对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结构变动等若干因素的影响,据此进一步预测2008-202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第五节是本文的简要结论。
　　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及其变动趋势(一)资本形成中国在过去30年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率(比GDP)在1980-1990年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过去50多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计算了不变价格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它在改革前(1952-1978年)以年均9·3%的速度增长,在1979-1998年平均增长10·0%,1999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13·5%,呈加速趋势。快速的资本形成主要是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果,外资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资本增长率在未来几年可能降低,但由于高储蓄模式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我们估计在2008-2020年期间的平均资本增长率仍然可以保持在13%左右。
　　(二)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经济改革期间,廉价的非熟练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近年来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平均教育程度上升、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而产业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对专业技术工人需求则上升。这些改变意味着,低素质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卢卡斯(Lucas, 1988)的概念,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计算显示,197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在校学生)平均教育年限为3·9年,2007年为7·5年。尽管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在显着提高,但由于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因此在下降。它在1979-1988年为平均6·4%,在1999-2007年仅为2·5%。在未来若干年中,人力资本可能主要由于职业教育扩大和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而增长,在2008-2020年期间的增长率可能在1·5%到2%之间,取决于政府对教育支持的力度。
　　(三)市场化改革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对这30年的高速增长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市场化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促进效率的提高。我们从2000年起陆续编制发表了中国逐年分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樊纲、王小鲁、朱恒鹏,历年),但可惜缺乏更早的数据。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以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作为市场化程度的近似替代指标,并对其中统计口径不同(1998年以后不再统计500万元销售额以下小企业)或者某些年份存在问题的数据,依据经济普查等数据进行了推算和校正。校正后的数据显示,1978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22%,在2007年达到72%。因为这个比重已经较高,今后提高的速度会放慢。预期到2020年可能增加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82%。
　　(四)城市化改革期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78年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8%,到2007年,已经上升到45%,意味着大约3·5亿农村人口已经通过流动或就地城市化的途径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成为城市迅速增长的工业和服务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较高生产率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成为中国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今后城市化将会持续发展。但考虑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其他因素,我们预计今后几年城市化速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平均而言,今后的城市化率可能由过去10年的年均上升1·3个百分点降到0·9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7%左右。
　　(五)外贸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出口导向。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GDP)从1978年的9·7%猛增到了2007年的66·2%。经济理论说明,对外贸易能使一个经济体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提高生产率,并能促进技术转移,以及通过国际竞争提高效率。但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非常高,而且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的欧美市场萎缩,正在对我国出口产生不良影响。外贸依存度今后一个时期可能会有相当幅度的回落。我们假定到2020年降到56%左右。这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不利因素,但也有助于我国经济向更加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和更加技术集约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
　　(六)外资FDI(外国和港澳台直接投资)是中国资本形成的另一个源泉。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为35亿美元,而2007年为835亿美元。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FDI接受国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生产率高于本地企业,从而对提高生产率做出了贡献。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外资部分以永续盘存法计算了外资存量及其在全部固定资本存量中的比例。结果显示,外资在全部固定资本存量中所占比例从未超过10%,而且外商投资的增长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以上跌至过去10年的7%-8%。我们预计未来外资增长率将继续慢于国内资本的增长率,因此在2008-2020年间,外资在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中的份额可能以年均0·1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下降。
　　(七)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改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生产率。改革期间,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基础设施改善的速度很快。全国公路里程在1978年只有87万公里,1998年发展到128万公里,2007年跃升到358万公里。公路的质量也大有改观,高速公路在1990年只有500公里,2007年已增加到5·4万公里。铁路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相当明显的变化,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扩展到2007年的7·8万公里,同时运行速度和运量都提高了。
　　为使数据可比,我们根据运输能力把不同等级的公路里程分别折算为相当于二级公路的标准公路里程,并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与标准公路里程合并为标准道路里程,然后计算了后者与人口的比率(我们发现在各国发展过程中该比率是一个与发展程度相关的衡量指标)。我国的6王小鲁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该比率在1978年和2007年分别为8·99和15·65(公里/万人)。我们相信未来公路自然里程的扩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等级会持续提高;铁路里程和运力的提高也将持续。特别是最近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将提供一个机会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的总体状况。预计我国标准道路与人口比率可能将以每年0·4的速度提高,到2020年将达到20·85。
　　(八)科技研发和创新科技研发活动和资金投入在改革前和改革早期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处于较低水平,也没有显示出对经济增长有显着贡献。但近10年来研发活动出现了上升趋势。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尽管距离发达国家3%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已在过去10年中由0·64%增至1·49%;同期每年批准的专利量从5万件增至35万件。同时,科技研发正在从政府主导转向企业主导。研发资金中企业筹资的比重在1996-2006年期间由42%增至69%,说明企业技术进步在加快。可以预见,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未来将继续上升,到2020年可能达到占GDP 3%的水平。本文中,我们计算了由研发投入积累而成的科技资本存量,以考察它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该存量系列反映的并不是有形物质资本,而是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九)最终消费过去30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支撑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一跌再跌,尤以过去七年为甚,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07年的49%,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到35%。这使经济增长逐渐失去了两大内需因素之一的支持。投资需求不可能持续地单独支撑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越来越多地转而依赖外需。2007年,外贸顺差达到GDP的8%;2008年9月末,外汇储备达到1·9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存款大量累积,而贷款相对于存款的比率则不断降低,在2000-2007年间从80%下降到67%,显示资金沉淀、利用效率下降。
　　本文并不考察总需求与总供给间的平衡关系,但将就最终消费率变动对经济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进行检验。按照目前趋势并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今后最终消费率仍有可能继续下滑。为了启动内需,近期内需要扩大投资规模。但从长远来看,启动消费将成为更关键的因素。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减少收入差距,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的政策,将有助于转变消费率继续下滑的趋势,尽管可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奏效。事实上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回升,对于缓解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十)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行政管理制度不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一再膨胀,公共资源低效率使用和腐败现象大量发生。大量案例表明,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以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来衡量,1978年仅为1·35%,2000年为1·80%,2006年增至2·67%。该数据还不包括各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和预算外资金中的行政事业费支出。这个指标虽然不能概括行政管理成本的总体情况,但其变动趋势还是有代表性的。在本文中,我们以该指标作为行政管理成本的代表变量,检验它的变动对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将就不同变动情况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