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金融论文：论近五百年以来山西人环境意识的表现及其特征

  环境意识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本文讨论山西人对其周围树林、山体的看法以及观点，包括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对环境恶化的归因、对保护环境理由的阐释和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四个方面。环境意识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碑刻内容所直接体现的是积极的环境意识。积极的环境意识能促进树林与山体的保护。

(一)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及其特征

自明末迄今，山西人对树林的变化、开山采石和凿窑采矿行为的增多有着明显的感知。人们凭借记忆作今昔的比较，将环境变化的深刻体会文字化。"正德以前(150r1521)"，周围山上还"树木丛茂"，到"嘉靖(1522-1566)初元"，却已经"山之灌灌"。清之前地荒人稀，东南山北篮岭无不光秃秃，清兴以来开始植树，到1799年已经颇具规模。1671年之前还没有开窑挖煤的行为，近来确有奸民"凿山开窑"。1736年之前因为本镇绅士种植树木，致使"数年间小松已满山谷矣"。山上的松树截止到1775年似乎已经有百世以上，森森然然；此后却有松而不能成林。1790年翠峰山麓的土地被村人弃于烧陶的人，导致"穴隆者日洼"。1835年以前，村里数百家人靠种地为生，近年来"竟有以开山卖石谋生者"。1846年之前村里南山上还"老树林立，黛色参天"，近年来却"斧斤斩伐，牛羊牧放"，不但有碍壮观瞻，而且还失去风水依凭。自嘉庆(1796-1820)以来四五十年的时间，村里成材之松桧已然被砍卖殆尽。清居禅寺初建时，此山"饱林俊木"，但到1871年，却发现树林已经"灌灌乎殆尽"。1945年国难稍缓，但因为聊年来的战乱，"树木任人砍伐"，若不从事保护与严禁工作，大概大好山林几将很快成为童山。 2006年，人们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树林的减少，"松柏伐光，名山成荒野，圣地人迹罕"。

环境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变好，如树林的增多、开山行为的减少；一种是变坏，如树林的减少、开山行为的增多。近五百年来，山西人的眼里，环境虽也有从荒地到树成林、从疏林到树满山谷的变化；但更多的是树林逐渐减少、山体日益被破坏，以至于不得不专门立碑来禁止。所以，近五百年山西人对环境变化的感知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整体上生存环境在恶化。

(二)对环境恶化的归因及其特征

环境恶化的原因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产生的原因是等价的。"民风渐侈""土人且利""垦以为田"是导致"正德以前"至"嘉靖初元"树木减少的原因，。因为"规利棍徒，串通住持僧人"往往盗伐山林树木，致使寺庙不得不于1627年立碑禁止，。村人开山卖石是因为"人尚浇漓，家多穷约"，不比"其先风俗淳朴，人文蔚起"，。村中"风朴俗厚"不再，近年来放牧、砍伐使得老林中的树木日渐减少，。"民有利重货者，弃其地于陶人"，但是因为有碍风脉，所以1790年立碑禁止.。1865年河南行商开设犁炉，需要用木炭，居民为了获利而砍伐林木。到1931年，"不讲公德，专营私利"的村民在墓头岭左右开窑挖矿''。1945年，经过聊年来的战乱，社会失序，会务废弛，"树木任人砍伐"，几乎使山成童山。2006年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松柏伐光，名山变成荒野"的原因时，将之归结于建校园。据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的实际情形猜测，这里树林的破坏可能与那时的生产建设运动有很大关系。

对环境恶化的归因，基本承认人类的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归因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民风的败坏。"民风渐侈""人尚浇漓"，不比"其先风俗淳朴，人文蔚起"，"风朴俗厚"不再，"不讲公德"，战乱下的社会失序都是民风败坏的具体体现，这是近五百年来人们对环境恶化归因的一大特点。二是利益的驱使，或者说是生存的需要。"土人且利""规利棍徒""利重货""专营私利"，这些关键词都是说明人们为了获得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某种行为最终导致环境被破坏。但"垦以为田""家多穷约"、放牧、建校园，都是人们为了正常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以环境的损失为代价，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连年的战乱。聊年来因为战乱，无政府状态之下树木被任意砍伐。战后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建设时期尤其大炼钢铁对树林的破坏可能是很大的。

(三)对保护环境理由的阐释及其特征

恶化的环境被人们感知到，人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阐释了理由。盗伐树木是"袭神藐法"的行为，"深为可恨"，因此"合行禁约''。1671年，高平县正堂为永禁凿窑保全龙脉而"亲履其地，立行填塞"，勒石禁止。1835年的一则碑刻禁止开山卖石以防止"损山灵""伤地气"。1843年村人害怕穿煤矿土窑"有犯神貌"，于是"止窑填宝"，以使"地脉宝而灵机生"，培植天地之灵气，藏风聚气。1871年刻立的《重修清居禅寺禁伐山林植碑序》，禁止伐树以"备大栋大梁"，"望其林成山饱，修补有赖，充用无穷"。1885年高平正堂永禁在二仙岭周围挖窑采矿，因为"恐于庙宇奎楼有碍"，认为只有"地脉纲维，山河巩固"，才能"护庙宇而妥神灵"，才能"顾奎楼而昌文教"，并且"界内之坟垄皆得保全而无害"。到1931年，村民认为村里的墓头岭"为一村之屏障，不特风水枚关，且相近坟莹极多"，开窑挖矿"不惟有坏风脉，抑且有碍先灵"。明末的阎绳芳认为，洪水"坏民田"y},-庐舍"，使"有秋者常少""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的原因是"寻株尺集必剧削无遗"，致使"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1843年刻立的一则碑刻认为，树木畅茂于一乡能使"崇山峻岭，好鸟枝头有良朋；巍峨叠翠，古木树中听远音"。 1866年的一则碑刻认为，禁止烧木打窑是为了将来有"梁凛之材"适用，而没有"烧烟之忧"，。到了1934年，培植林业定有高例，村民认为此举能防旱御灾，也可得"将来之利益"。1937年，沁水永安村开辟方山植树造林，认为植树造林千年之后能使"摹莽不毛之地蔚成森林畅茂之野，为利民之本，为富国之源"，且可以用来"修桥建屋"，"调温度，蔽暑热，防旱涝"，是一举多得之举。到新中国时期，造林、护林是为了造福家乡，这在为植树造林者所立的纪念碑中可以看到:为了"回归森林母亲的怀抱""回归自然"，为了保护生态，间接为旅游观光、陶冶性情提供可能，为了"保护同一个地球，共建绿色家园"。

对保护环境理由的阐释不外乎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早期浓厚的风水、神灵色彩。对神灵的敬畏、保全龙脉、聚集风气、顾及先灵、保护坟莹等词语，在民国及之前的碑文中普遍出现，说明人们的环境意识还处在朴素阶段，带有迷信色彩。二是后期科学化、理性化色彩。明末的阎绳芳已经认识到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但他赞同知县以"重修镇河楼"的方式镇河，足见其不脱于时代。民国时期已经知道植树造林能"调温度，蔽暑热，防旱涝"，到新中国时期以回归自然为志趣的造林护林行为更多。同时，迷信的理由阐释大大减少。三是实用性考虑。无论是早期的迷信色彩，还是后期的科学色彩，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从这一角度而言，护神灵、保风脉、开富源、防旱涝、回归自然等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具有明显的实用性色彩。

(四)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及其特征

乡规民约碑刻的刊刻是近五百年来不变的一种保护环境的策略，这主要是一种道德约束式的策略。近五百年来，有民众公议产生的碑刻，有在民众请求下官员发布禁令而成的碑刻，有官方禁伐树开山的碑刻，有以政府行政命令的形式存在的保护环境的碑刻。收集的115则碑刻大多数是这类有关环境保护的碑刻，明末如《重修镇河楼记》《禁约告示碑》，清朝如《三教堂栽松碑》《自良玉永禁凿窑碑记》《定林寺种松碑记》《永远禁松山碑序》《灵石县禁陶令》《马峪村公议禁止开山卖石记》，民国如《整理东神山社务碑记》《东社植树记》《永安村开辟方山植树造林公地碑记》，新中国如《护林公约》《绿化柏山重修娘娘庙神像碑叙》，等等。以乡规民约刻于碑刻的形式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民间解决某类生存问题的普遍手段。除盗伐树木的行为归之于盗窃罪，而有专门的律例予以约束外，大多数砍伐树木以及开山的行为均靠"契约"来规避01910年以后，尤其在新中国时期，规约形式来保护环境的方式其实已经被正式的法律条文所取代，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保护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护风水、敬畏神灵，因此补风水、护地脉又成为一种保护环境的策略。栽种树木、填塞矿洞、停止开山等都被前近代的人们认为是补风水、护地脉的具体措施。高平县正堂"亲履其地，立行填塞"的策略，还有上文所引文中的护林行为，都是属于这样的措施。再如阎绳芳《重修镇河楼记》认识到洪水与上游树木减少的关系后，其应对策略不是植树，而是"重修镇河楼"，楼来"镇河"，则是出于"风水"的考虑。植树造林是近五百年被运用最普遍的保护环境的策略，只不过风水的考虑在民国之后减弱甚至消失了。民国到新中国时期，政府的行政命令逐渐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多了起来。民国时期阎锡山的训令，新中国时期建立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的政策，修建森林防护墙，设置绿化委员会等，都是针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

综合而言，保护环境的策略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科学化、规范化、行政化。逐渐地排除了风水的考虑，道德式的约束也逐渐被正式法律所取代，民众自发地保护环境的行为也逐渐被行政化的行为所取代，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机构来实施保护环境的策略；策略上也很灵活，用建立森林公园、护林墙等更科学系统的策略。二是保护环境的主体与实施者的错位。环境的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但近五百年来，政府行政日益强化，民众自觉性日益弱化，这导致民众在环保中作用没有被发挥出来。三是策略对环境保护的无力性。近五百年来从来不缺保护环境的策略，但人们依然能感知到环境的恶化，这其实体现出那些环保策略并没能真正地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