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理论，一定得是彻底的理论。所谓彻底的理论，即是能抓住事物之根本的理论。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论，人们对于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凡所遭遇才不会多为所困。另一方面，无论是谁，抛开勤勉程度不说，因于自身识力及构思才能，也限于历史画轴在彼时对他(她)而言的只能是迄今的展开，其所提出的理论或主张，均难免失当。也因此，任何后人都无由对前人的思想贡献横加指责。后人需要做的只能是，对诸历史事实的转变做出新的无负于自己时代的概括，当然这意味着需要将前人的结论在必要的情形下加以修正，使得过往以体系呈现的各种学问能够在指导思想、体系框架以及具体内容上变得更加确当。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考虑到其在研究对象上有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现实中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往往不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只要不无情怀地在密切关注着他(她)自身所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那么对他(她)而言，社会科学的更确当化，便必然地具有主体对向性，也就是说，当他(她)对一门社会科学提出更确当化要求时，他(她)理当让这门社会科学更多更合理地包含他(她)自身所在国元素。
作为中国人，无论是谁，在寻思让政治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更确当化时，就一个方面，自然地并不是要让政治经济学表面地一般地富含某国元素，而是要让政治经济学切实地特殊地富含中国元素。
(一)政治经济学之使命定位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之使命定位问题上，马克思撰就的《资本论》与恩格斯早在1844年-请注意恩格斯时年仅24岁-发表的，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德国人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无二致，实际都是要"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但从今天的角度，站在让政治经济学更为确当化的立场上看，是不是应该将政治经济学的使命进一步限定为"过问私有制的无条件合理性"?
(二)作为政治经济学之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要不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问题
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蓝本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说:"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做过两次比较集中的阐述，一次是马克思单独于1859年《序言》中做出的，另一次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出的。安启念通过比较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的表述虽然用语、概念成熟，但却是1845年春天以前马克思的尚未成熟的思想，相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虽然用语、概念是不成熟的，但表述的思想却是全面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成熟的思想。安启念由此认为
"建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12]P53。不同于安启念的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就马克思来说，《序言》中的表述的唯物史观，就是他用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至晚年的思想，我们并不能把《序言》中的那个经典表述说成是马克思的尚未成熟的思想。你很难想象马克思会用在他本人看来并不成熟的思想来持续指导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并非是要依据前述两处表述来建构唯物史观的新的经典表述，而是要根据世界历史越来越宏阔展开的进程，通过遵循马克思关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中的内在联系"的指示，尽可能对各国历史做精研细究，通过尽可能吸取包括中国古代哲人思想在内的各国各代哲人智慧，通过学习唯物史观重要创建人之一恩格斯晚年在《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所展示的自省精神，再结合恩格斯在晚年著作及书信中做出的有关论述，对唯物史观加以发展和完善。至于究竟怎么发展、完善，本文限于篇幅及题旨，便不予展开。总之，"唯物史观理论是探索性、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它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保持其长青的活力。唯物史观发展的道路是曲折起伏的，它要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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