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城市贫困家庭养老经济约束的应对策略

   利用日省三地城市低保家庭调研数据，从家庭、个人、政府、社会四个养老经济需求的供给主体协同视角和资源约束与零和博弈角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个人和家庭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持养老，维持家庭当前最低生活所需就十分紧张，并且非常有限的家庭收人侧重于向子代分配，对未来养老的经济安排无暇顾及，对当期家庭老人的养老支持甚少。

第二，以政府为主体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现权利和义务对等，对城市贫困家庭养老，制度保护不足。城市低保家庭因缺乏自主缴费能力和比较稳定的收人来源无法正常履行缴费义务，因而不能获取制度再分配和制度激励红利。

第三，以当期最低生活救助为制度目标的城市低保制度缺乏支持低保家庭养老的目标和制度安排，严格的家计调查也并未将社会养老金进行适当扣除，未能有效保护个人养老经济权益。制度执行环节由于家庭收人核算的复杂性和家庭责任规定的模糊性，实践中未能有效十预家庭养老经济资源分配，造成制度之间与家庭养老出现错位和空隙，缺乏呼应衔接。

第四，城市贫困家庭养老经济支持主体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家庭、个人、政府、社会四者责任的均等化，需要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各司其职，并加强统筹协调。充分整合运用各方资源，发挥各自优势，提升贫困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能力。

第五，需要重视和发挥社会力量对城市贫困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政府与公益性社会组织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在集体行动中进行主体间资源相互匹配，目标相互促进，力量相互补充，最大限度保障城市贫困家庭养老的经济需求。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完善优化政策制度体系

1.构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资助参保体系

宣贯"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险"的基本理念，处理好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打破制度设计的区域分割、城乡分割和社会人群分割闺。把当前附带在低保制度上的城市贫困家庭养老功能剥离出来。因为在世界银行看来，多数国家都不采取社会救助的途径来保障贫困老年人养老。根据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和养老经济需求，结合家庭结构和规模等微观因素，在充分考虑家庭支出负担的基础上，对政府资助参保财力支出进行合理测算，参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助参保政策，建立分层次、适度可持续的资助参保体系。在条件得以保障的情况下可以将资助参保范围由城市低保家庭扩展至城市低收人家庭。可以建立两种资助参保方式，一种是固定标准资助参保，对城市低保家庭按照当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予以全额资助;另一种是对城市低保家庭根据能力意愿选择不同缴费档次给予不同比例资助，选择缴费档次越高同时给予的资助比例也越高。

另外一种思路是为避免家庭追求短期效应和家庭决策偏好影响，将城市低保制度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衔接，增加城市低保制度养老经济支持功能。适度提高城市低保金并专门划出一定比例和政府专项资助参保资金、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政府以及集体缴费补贴，一起由财政部门直接划转到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个人可以享受相应养老经济权益。同时资助参保"补人口"和待遇确定"补出口"相结合，综合考虑城市低保家庭参保范围、参保期限和缴费档次，在计发养老金待遇时对其基础养老金进行适度增发。

2.降低制度门槛，适当豁免城市贫困家庭收人

城市贫困家庭本身缺乏养老经济支持的长远预期，当期老年人养老经济资源因家庭内部决策分配也难以集中有效支持养老。因此需要帮助城市贫困家庭对未来养老进行经济投人，弱化当期家庭支出对老年人养老金的"挤占"和再分配。所以，以城市低保制度为核心的城市贫困家庭援助制度体系需要对申请救助的城市困难家庭予以适当的收人豁免，而收人豁免部分可以明文规定全部或按一定比例参加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形成城市低保制度和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呼应。

对具备领取社会养老金的法定条件，已经或未来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的城市贫困家庭，通过测算当地城市最低养老费用和物价水平，结合家庭规模和结构考虑支出负担因素，在计算家庭收人时划分若十档次给予一定比例扣除，从而扩大制度对当期城市贫困家庭生活救助覆盖面，提高社会养老金对城市贫困家庭养老更加公平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低保制度对家庭资产限制可以适当照顾家庭当前以及未来养老经济安排，对与养老直接关联的商业养老保险(年金)等家庭投资可以适当豁免。

3.明晰责任重塑制度执行力

我国的城镇低保制度自1995年实施以来，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成为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城市低保制度为核心的城市贫困家庭援助制度体系，对家庭责任特别是子代赡养义务需要出台更加明确、更具操作性的细则。家计调查需要涵盖所有家庭成员，对子女赡养费用需要严格执行并计人家庭收人，对因家庭收人超标而不能领取低保救助，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向其子女反馈，对子女赡养费的给付情况不定时地深人贫困户家中了解。对未能尽到赡养义务的贫困家庭子女予以说服教育，必要时提供相关证据，通过严格的制度执行推动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为城市贫困家庭养老提供经济支持。

(二)加强政府资源投入力度

1.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财政专项支持

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兜底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提升其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央财政对社会贫困群体的投人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但地方财政尚未有效建立起稳定的投人增长机制。随着中央财政投人增量向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地方财政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更加关注和支持城市贫困群体。地方政府在兼顾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等给财政带来影响的同时，对城市贫困家庭的财力支持可以与当地人均收人、物价水平或最低工资标准等民生相关经济指标挂钩。通过建立与物价适时挂钩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让制度待遇能够保证贫困家庭的最低生活，同时建立基本社会养老制度正常待遇调整机制，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经济需要。

2.优化政府资源投人形式和帮扶渠道

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养老支持，既可以通过资助缴费帮助其正常履行制度义务，从而具备获得政府养老支持和制度红利的资格。另外，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个人为城市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捐赠、实物捐赠和居家养老服务等，降低其当期生活必需成本。鼓励学校等教育机构为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更加完善的学业帮扶，进一步降低教育成本。对于达到一定条件的地区，可以摸索尝试针对城市贫困家庭"零门槛"的基础养老给付，这旨在消除老年贫困，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例如，((G市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孤寡老人、低保户或低收人户老人可不用缴费，政府免除其缴费义务，直接享受养老给付。

(三)重视家庭互济支持

1.引导和培育孝道文化

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条件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不存在资源相互挤占或角色替代，二者是一种角色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因病因残城市贫困家庭不仅存在经济养老"缺口"，而且需要照料服务、精神慰藉。目前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城乡居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家庭在提供养老经济支持和养老照料服务方面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所以，需要重视引导和培育孝道文化，对城市贫困家庭子女责任感缺失、孝道文化衰落等问题，社区或社会专业组织、志愿者可以经常性地关心帮扶。适应时代变迁和养老的现实需求，倡导培育一种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孝文化，体现"慈孝并重"的伦理要求，将孝文化由家庭伦理提升到社会伦理层面。

2.家庭资源分配兼顾养老安排

家庭决策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老人意见，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保障老人养老基本所需。首先，引导家庭对未来养老进行合理规划，既要重视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投人，提升家庭自身发展能力，同时也要为抵抗未来养老的不确定性风险做好打算;其次，充分尊重城市贫困家庭老人自身的养老意愿，积极创造条件形成合力，满足老人养老的基本经济需求。引导专业机构为城市贫困家庭介绍投资理财知识，为其养老提供针对性强的规划服务;第三，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需要给予贫困家庭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扶，通过经常性进门人户，及时了解和掌握贫困家庭的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为这些家庭提供相关建议和有效帮助。

(四)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1.重视社会资本作用发挥

城市贫困家庭由于社会资本不足容易导致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缺失，依靠社会资源获取养老基本经济需求特别有限，会过多地希望政府进行角色补偿。因此需要重构城市贫困家庭资源支持体系，通过整合政府、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资源对城市贫困家庭养老提供经济帮扶。首先，帮助贫困家庭重塑人际网络，构建稳定的人际交往，对贫困家庭老人的生活给予多方位关心;其次，对贫困家庭的就业、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社会个人、志愿团体和社会专业组织可给予信息介绍、政策解释和必要的经济物质帮助，重构贫困家庭的自立信心，消除他们容易产生的心理落差和无助感，共同帮助贫困家庭老年人能够获得基本的养老经济保障。

2.整合社会参与帮扶机制

针对城市贫困家庭养老经济需求，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的规模偏小，力量分散且组织零散，组织水平和系统化程度比较低。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参与帮扶机制的组织水平和精细化程度。第一，整合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帮扶资金，尝试通过正规合法途径委托第三方专业化慈善信托基金予以管理，在尊重捐助人意愿的基础上，做到帮扶资金统一管理;第二，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城市贫困家庭养老问题，对城市贫困家庭实施精准帮扶，对贫困家庭老人养老的经济支持给予积极关注，必要时在征得老人同意后，由社区居委会或者公益慈善组织代管帮扶资金，尽量避免家庭因素对老人自身养老资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