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开辟国有经济的新境界

 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国有经济改革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升级版，标志着骑到资本头上的社会主义方略的形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的改革着墨不多，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点睛之笔是推动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一决定的精神，又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以政府工作报告形式成为国家意志。
　　现代世界有各种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资本的力量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不论是政治权力、媒体的传播霸权、学术机构的话语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背后无不有资本的力量在操控。这就应了一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论什么样的鬼。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是要实现国有企业的逐步战略转移，从国有资产的主阵地，转移到国有资本的主阵地。要把国有经济从混乱的一锅粥，变成一篇大文章。如何做好国有经济这篇大文章？根本上是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力量来做大做强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国有经济有退、有进，但是核心是以战略阵地转移赢得战略能力的增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战略转移：从资产到资本
　　国有经济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逐利性，它和其他企业一样需要盈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公益性。和非公有企业不同，国有经济需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国有企业既是经济动物，又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法人。这双重属性具有矛盾，但是可以统一，历次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围绕着提高国企的活力和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两大命题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有企业经历了痛苦的改革和转型过程，实现了先衰弱而后重新崛起的过程，使得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200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只有10家，到2013年已上升至79家。这不但打破了撒切尔夫人1991年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的预言，也打破了1997年克林顿关于国有企业和WTO不能兼容的预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主要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共12项改革，核心环节是通过推进混合所有制、组建资本运营投资公司、以管资本为主加强监管实现国有资产向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转移。正是这一转移为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人民共享国有经济收益创造了条件。
　　新一轮改革，从资产向资本的战略转移实现了四个分离。首先是资本运营和企业经营的分离，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不断做大做强，提升控制力、影响力创造了条件。其次，实现企业经营和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分离，为国有企业转向轻资产运营等新的增加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创造了条件。第三，行政管理和企业经营的分离，为企业增强活力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条件；第四，资本收益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为全体人民作为最终所有人的所有者收益有效保障创造了制度条件。
　　从资产向资本的战略转移就如同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运动战好于阵地战，不是着眼于一城一地的攻防得失，而是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战略方向稳定的同时，战术机动灵活，在流动的战斗中不断壮大军事实力，从而把中华大地上的国有经济的大文章写得更加生龙活虎，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国有经济"四权分离"新模式
　　西方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管理革命"，出现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潮流，到60年代大部分的企业已经是管理者控制，而并非所有者控制。钱德勒将这一潮流称之为新型的经理人资本主义。二战之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演变进一步深入发展，出现了"所有权替身化"。随着企业股权日益分散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在日益分散化的股东中出现了机构投资者这一新类型的股东，而且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一类企业股东。2005年，美国机构投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61.2%。由于机构投资者产权来源行政多元，大多属于资产委托管理的"信托财产"，机构投资者是作为"终极所有者"的代理人，使得所有权本身又两权分离，事实上出现了所有权、资本运营权、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
　　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国资委作为所有权的代表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就扮演了类似现代企业机构投资者所扮演的替身所有者的角色。由国资委来作为替身所有者，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国资委并非专业的资本运营机构，本身也并非一个有严格预算约束的企业单位。二是国资委作为政府一级机构，承担着行政职能。这就使得与替身所有者的功能相冲突。
　　这就需要进一步将替身所有权进行分离，一是资本运营权，二是监管权。国资委的监管权是所有权的衍生权利，包括出资人职责，以及对于国有资产和资本的宏观监管，通俗而言国资委就是管理全体人民共有资产的"大管家"。这就形成了所有权、监管权、资本运营权、企业经营权的"四权分离"的新模式，形成全民共享、有效监管、自主运营、自主经营的国有经济新运行模式。
　　国有经济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享有所有者权益。它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财务上的所有者权益，全民分享国有经济的资本红利；另一方面，作为人民整体利益的所有者权益，国有经济运行方向符合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这种所有者权益的双重性，使得"所有者替身"不能是一个营利机构，而是一个国资委这样的行政机构。这一机构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人大的监督，以确保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与所有者权益的双重性相一致，国资委监管目标的双重性表现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有经济运行对于国家战略的支撑功能。国资委履行的监管权，不同于行业监管。国资委作为人民委托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核心是围绕"管好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以维护所有人权益。对于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由于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优先目标，还是继续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更为恰当。同时，国资委履行出资人更重要的职责是对于资本运营公司的监管。

如何做好国有资本的大文章？
第一是国有经济有退有进，形成新的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目前，国有企业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国有资产布局不合理。2001-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5.4%。2010年，国资委统计的12.4万户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约占35%。2010年，仍有70%的国有企业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商贸服务和其他加工行业。通过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就使得国有资产具有流动性，从一般性和亏损的行业退出，而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入关系国家利益的薄弱环节。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大国有资本的布局：一是增强国有经济在保障国家安全的主力军作用，包括传统的国防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二是增强国有经济在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作用。服务于节能减排、生态建设、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到2020年基本形成国有资本分布要形成国家战略性行业与一般性行业合理分布的格局，总体上要从目前的三七开变为七三开。
可以投放国有资本设立具有国家战略支撑属性的非营利性基金会，通过资助国内与国外的学术研究、NGO组织活动、新闻媒体报道等活动，促进与我国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设和国家软实力建设。
第四是扩大国有资本对于信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着新媒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建设的命脉产业，国有经济需要通过资本化运作提高信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对于互联网的门户网站、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第六是夯实国有经济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撑功能。中国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背后是有一支可以调动指挥的经济部队就是国有企业。新一轮的国有经济改革不能冲淡而应当进一步夯实国家对于国有经济的控制能力。这就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企业要实行国有独资，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要实行国有绝对控股，支柱性产业采用国有相对控股，对于关系重要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引入非公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国有股份不控股，但是作为企业的创立者必须持有黄金股份（Golden Share），对于公司改变根本性质的决策具有否决权。
许多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鼓吹者，并没有理解国有资产产权的根本性质，这种产权更多的是一种习俗性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即全民所有"。这种所有权是不能交易的，公有制的产权特征确立是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浴血奋战得到的。这种产权是不能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加以易手的。
国有经济所有权永久归全体人民所有的终极产权性质，使得它成为中国稳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而且要把"蛋糕"分好。国有经济就是全民共同所有的"大蛋糕"，更需要全民共同享有。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预计如果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到2020年国有企业利润在3.5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利润将达到1万亿元，到时我国的人口数为14.1亿人左右，摊到每人每年间接分享的红利为750元，但是由于是由政府统筹分配应用于民生，低收入群体实际收益要大的多。下一步可以参考崔之元教授提出的将上缴利润建立永久信托基金，并将基金收益进行全民分红，从而使得全民收益更加摸得着看得见。

其次，国有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以五项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3.14万亿元，到2015年估计会达到5万亿元，社会保险资金重安全，只能用于存银行、买国债。同时，我国于2000年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目前资金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累计收益3493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3%。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根据戴相龙估算，到2011年底，国有经济金融资产达到17万亿元，如果划转比例能够达到30%，就会达到5万亿元，这就会使得国有经济为中国弥补养老金缺口，为解决我国未来14亿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做出最大的贡献。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这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德鲁克当年预言美国会成为一个养老金社会主义国家， 1976年，养老金已经控制美国的股权达到35%，他预言到1985年会达到70%。因此，他说如果社会主义的标准是生产资料工人所有制，那么美国就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德里克的预言只是部分实现了，2005年美国养老金总额达到了14.5万亿美元，超过当年的GDP（2005年美国的GDP为12.5万亿美元）到2005年美国的养老金持有40.7%的股权资产。日本政府的养老基金也持有1.2万亿美元的资产，我国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推动社会保险基金入市，划转国有资本，社会筹集等形式，可以打造十万元数量级的社会保险基金，未来也完全有条件持有40%以上的股权资产，成为我国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是鼓励员工持股，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劳资差距的重要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让员工成为所有者实际上是在新时代恢复工人企业主人翁地位和打破劳资对立关系"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渠道，并成为推进企业经济民主的重要经济基础。通过构建合理的激励结构，实际上可以实现个体主动性和企业管理目标的双赢，并取得比资本剥削劳动的企业更大的成功。
　　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华为的成功是15万华为员工的向心力，"要活一起活"的企业理念，使得这15万人成为和任正非一同卖命的部队。任正非使用了中国企业史中史无前例的奖酬分红制度，98.6%的股票，归员工所有，任正非只持有1.4%，华为不上市，员工拥有的股票不能出售，没有决策权，但是参与分红。员工的薪酬大体会出现工资（基本努力）+奖金（团队和个人超常努力）+红利（公司整体利益）。这种薪酬体系将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使得员工既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雇员，又是团队协作者，还是"资本家"--企业利益的维护者。
　　当然，所有者权益除了作为个体的人民直接收益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推动国家利益维护、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从而维护了作为集体的全体人民共同的、长远的利益。
　　警惕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
　　从资产向资本的战略转移，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现有的国有企业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和控股。这就有一个现有国有资产定价的问题。由于所有合约是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s），资产向资本转移的过程，不能充分的对资产进行定价，特别是会出现准租（quasi-rent）的问题，就是资产的现价与未来的价格是不同的，中间的差值就形成了交易过程的租金。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面对着一个准租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由于市场并不能对企业实际价值做出正确的估价，而国有企业又占用大量的公共资产，这一部分资产随着经济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在未来会大幅度提高。
　　由于大量国有企业是占用公共资源的企业，公共资源随着城镇化、经济水平的提高，是不断升值的，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转让各非公有资本，就使得非公有经济无偿占有这部分升值收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十多年来，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将通过拍卖得到土地资源，进行捂盘惜售，等到土地升值之后再进行开发，从而使得公共资源升值收益无偿的被私人老板所擢取，不但大幅度推高了房价，还造就了一群暴富阶层。
　　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也存在着公共资源未来租金流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首先，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引入战略投资者，改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关系国家重大安全的企业就应该是国有独资企业。其次，要对改组成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分离，对于公共资源部分的管网、资源等由国有资本运营，只是对于一般性的经营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
　　开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境界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国有资产向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转移，为我国国有经济做大做强，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新的战略支点。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勇于谱写国有经济改革的新篇章，开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境界。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认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论调不足为奇。弗里德曼认为私有产权和市场的自发协调的功能是如同孪生子一样美妙的结合，没有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只是假花、彩绘的斑马一样的假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推动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大合唱的思想理论风源。
　　中国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公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能融合的神话，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做大做强了公有经济。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这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是一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改革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有经济从资产向资本的战略转移将和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