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超越“经济人”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专业自设置以来，在学科建设、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此领域的研究人才。尽管如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在学术界，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莫衷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与主流经济学一样需要基本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否同样适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假设前提？本文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置的背景、现实使命、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基本内涵、"经济人"假设是否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具有解释力等角度来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设置背景与现实使命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消费方式，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剧增问题，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三十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有限资源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已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GDP的8%-12%。中国的人口压力巨大，根据最近几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31亿，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1.6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2.95亿，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3.3亿，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而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情况是：耕地面积有限，能为全国人口提供充足粮食的能力受到制约；水资源短缺，并在水体污染以及工农业用水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剧了短缺；森林资源覆盖率低且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森林资源的需求；草地资源严重退化，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严峻等。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要。 
　　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唯有摆脱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多重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未来才更美好。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了"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自此，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 
　　在此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于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置，是适应综合解决人口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学科的性质是经济学。曼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一门社会科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内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中，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如何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事实上，在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已得到了公认，而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人口是否是稀缺资源一直存在争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靠的是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劳动力是投入要素之一，大量的廉价低质量的劳动力是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粗放式增长是一种不考虑生产要素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而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所以，从劳动者素质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仍然存在很大的稀缺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三种稀缺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以及高效利用的经济学，该专业是适应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的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污染严重、人口数量多但素质低这些难题。以该学科为指导，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该学科所负有的重要的现实使命。 
　　如今，该学科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是还不完善，并且很多问题还没有一致的定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要担负起现实使命，必须要弄清楚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可否解决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才能指导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人"命题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适用性

（一）有关"经济人"命题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指的理性的、自利最大化的人。自从亚当·斯密对"经济人"作出详细论述以来，"经济人"命题一直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具有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利己的本性构成"经济人"基础性的价值层面，"经济人"的利他是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的，也由此产生社会性的共同利益。"经济人"一方面是自利的，同时能无意识的增进他人与社会利益。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坚持了经济学的伦理思想，那么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同样富有伦理意蕴。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认为："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并未走得很远，现代的新古典经济主义者把理性行为仅仅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 
　　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学模型和实证方法，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少，"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占据了主流，"经济人"已转化为"理性选择"的代名词。现代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动机做了非常狭隘的设定，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人的理性行为的特征，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几乎与伦理学无涉。阿玛蒂亚·森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忽视了对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自利理性观点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的断然拒绝"。"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自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单纯的自利最大化已经无法对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 
　　（二）"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类行为探讨。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人类的行为是多样的，包括经济行为、人口行为、资源与环境行为等。在这些行为中，只有人类的经济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成本-收益进行核算，尽量实现利益最大化。人类的人口行为是复杂的，包括出生、死亡、迁移、教育投资等，长期以来并没有事实表明，人类的人口行为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虽然，加里·贝克尔将效用论引入了生育决策，但是现实的生育情况并非仅仅取决于成本-收益，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政府的生育政策就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很多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对于教育投资更是如此，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极少考虑回报，绝大多数父母并未在教育投资之前就算计好了未来能从孩子那里获得的回报将高于现实的投资，他们之所以愿意投资子女教育，主要动机是对下一代的关心。如果真要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投资下一代教育，大多数教育投资将不会发生。 
　　复杂的人口行为难以用自利最大化来解释，而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利最大化。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需要，并无资源量的限制，但在此阶段，人类并不是一味的从自然界索取而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就是例证。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很多思想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环境价值观，道家的"尊道贵德"是天人和谐与万物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佛学主张"众生平等"与"依正不二"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即使在资源环境丰裕的状态下人们也不是按照自利最大化来获取资源，而是考虑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要量多，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也多，受资源环境总量的限制也多，这时候人类调整了自己的资源环境行为，采取低耗高效的技术、实施资源替代，并有意识地对环境进行治理与保护，到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环境状况予以很大关心。从20世纪开始，人类对非人类物种权利与价值高度关注，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行为并非出于自利，而是对其他物种的关心、对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生态伦理。 
　　综上，人类行为是多样与复杂的，但行为动机并非是单一的自利最大化，单纯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就到达5.4亿，1976年时9.3亿，20多年增长了近4亿。如今的人口已经有13.3亿，这还是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数量。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形成制约，人口数量多与人口素质低的状况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众多，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量少，加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科技不发达，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大、利用效率低，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而将环境保护置于次要位置似乎有出于"经济人"的自利理性之嫌，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中国急需解决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民族生存问题是一个国家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国际地位，必须先发展经济。这并不是在"经济人"假设下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表现，而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脆弱现实所迫。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其行为动机都是多样性的。以单一的 "经济人"假设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解释远远不够。 
　　3."经济人"假设无助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经济人"假设无助于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多、素质低是个历史问题，并非通过市场与自利理性能解决的。中国的人口控制主要是政府政策的作用。"经济人"假设从一开始就只适合自由市场，而我国正处转型过程，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并且和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强调的自由市场差距甚大。利用"经济人"的理性解决不了人口多与素质低的问题。     

"经济人"假设不能解决中国的资源问题。如前文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三大资源都是稀缺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表现出同一特性。与主流经济学"无限资源总量"完全相反。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经济人"不考虑市场规模限制，将无法解决资源高耗低效使用而引发的资源枯竭问题，在"经济人"的假设价值观的指导下只会加剧资源消耗。 
　　"经济人"假设更无法解决当今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很容易产生"公用地悲剧"，在此背景下，人类行为无法使个人理性达到与社会理性的一致，对于"经济人"假设本身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在其本身范围之内是无法解决的。 
　　"经济人"假设无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在"经济人"假设下，人的行为是利己的，在经济行为中，唯一目标就是利益最大化，其他目标都退居其次。这一假设导致了把经济看成是社会的全部，把人的多元化目标变成唯一的价值取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用经济利益代替个人与社会的全部价值。由此，人类以此为出发点对自然进行控制，引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恣意掠夺，造成了今天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加上人口快速增长，更加剧了生态环境危机。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在"经济人"价值观的指导下，无法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因此，"经济人"假设既解释不了、更解决不了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要使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必须超越"经济人"假设，寻求适合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假设命题。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所需要的基本假设 
　　如今，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康，但离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中国要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中国需要经济效率，而"经济人"假设虽然只强调了人的一方面的特征，却是以效率为核心，是"实现效率目标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应该坚持"经济人"假设，因为自利最大化能提高经济效率，单纯的利他行为却无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如果仅以"经济人"假设为价值理念，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长期保持，增长过程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能否协调与解决，这尚是一个疑问。我们应该谋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现实是人口众多、缺乏高素质人才、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起步较晚，与先进国家相比已经失去了资源与环境优势，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已经不符实际。中国只能在协调好现在的人口状况，在既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情况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需要正确的理论作为先导，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能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由于"经济人"强调了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同样无法解释人类的"人口、资源与环境"行为。对于肩负重任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能以单一的"经济人"命题作为其基本假设，而应该超越"经济人"，从更广的理论范围来构建基本假设，解释人类的"人口、资源与环境"行为。中国一方面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需要人口、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的现实需要兼具经济理性与伦理道德的利他的人。这种人具有市场伦理与环境伦理，能弥补"经济人"自利最大化对市场伦理的忽视，能限制"经济人"在市场上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经济至上主义"行为。为此，超越"经济人"，寻求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寻求"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道德人"是具有道德内涵的人，他强调合乎理性的伦理精神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他追求经济活动的社会目标，他将促成经济与道德的同步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人"所具有的伦理道德是对自利行为的一种无形的约束，它的功能在于修正自利最大化行为，约束市场中人的私心的无限膨胀。"道德人"在市场经济中遵守市场伦理规则，包括取利有道、诚信与守信、自由与责任、平等与公正，弥补"经济人"自利最大化对市场伦理的忽视。道德人同时具有生态意识、生态伦理与环境道德。资源枯竭与环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与道德有关，环境道德能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环境利益问题，它以低成本方式弥补了市场失灵与制度失灵。另外，"道德人"除了关心当代人的利益，还关心下一代人的福利，并且关注生态系统中其他非人类主体的内在价值，关心人类永续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上，"经济人"重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道德人"存在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行为受到市场机制与法制的约束，而"道德人"行为依靠自律。二者存在功利性与超功利性、自律与他律的区别。但是，二者又相互补充，即自利与利他相互补充，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因此，只有"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结合，才能解释人类的"人口、资源与环境"行为，才能有助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才能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这样的基本假设-"经济人"与"道德人"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