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理论预期相悖的是，时至今日，在农村改革和市场化三十多年之后，小农经济仍然在农业生产领域占到绝对优势。这里，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西方经验，只能看到其建构的所谓"转型"的一面，认为它只可能步西方的后尘，只可能逐步向更完全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农场"转型"。如此的经济学分析忽视的是，中国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经济单位的强韧生命力，以及其所包含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廉价的妇女化和老龄化农业生产，要比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当前的所谓公司+农户生产模式便是最好的例证。它的秘诀正在于，通过"订单"和所谓"合同"，一个商业资本公司可以依赖（或部分依赖）小农户的廉价家庭劳动力来为其生产（无论是"旧农业"的粮食和油料作物以及棉花，还是"新农业"的高值农产品，诸如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等）。简单以肉鸡生产为例，广东省的"国家级"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把鸡苗分发给农户来养，由公司提供饲料、药料和技术指导，然后定时收购。（《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2008：16～17；黄宗智2010：148）上面提到的松江大江公司，采用的是同样的公司+农户方式。（李秀华，2003；亦见武广汉2012）
这样的劳动力要比使用全职雇佣劳动力的规模化生产便宜。也就是说，可以赋予（商业资本）公司更高的利润，亦即给予掌控资本者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因此才会被采纳。目前的组织形式，与其说是向西方产业资本的大农场的转型，不如说是大商业资本+小农户生产展示了比产业资本+雇工的规模化生产更强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农业发展的"特色"。（黄宗智2012b）
当然，在上述的廉价劳动力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相关原因。在小家庭农户的生产下，经营者和所有者是合一的，监督和激励问题基本不存在，因为家庭小农场会为自己的利益而积极生产。而规模化大农场则必须面对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很不一样的监督问题，即怎样在广阔的空间中高效地监督农业那样分散的小生产（如何在百亩、千亩甚或万亩的农场上监督其雇佣劳动的投入？）（黄宗智2012b）
更有甚者，商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农业生产所不可避免的风险转嫁到小农户身上，由他们来承担歉收的成本，以及因丰收而价格下降的成本。在名义上，"订单"农业制度正是针对价格波动的风险而建立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面对"弱势"的小家庭农场，大商业资本（或其经纪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借口（例如，产品不达标而拒绝收购、或产品低于预期等级）来压价，而分散的小农户不可能进行有效抗拒。③正因为如此，公司和小农户之间的"和约"的履行率一般只达到约20%。（刘凤芹2003；张晓山等2002）在畜禽养殖业中，公司违约的占到七成，农民违约的三成。（李秀华2003：3）
再则是家庭农场在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中新兴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小农场中所显示的高效率。举例说，1～5亩的塑胶拱棚蔬菜种植需要繁杂、众多而又不固定的劳动投入。一个包括主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的家庭单位，可以比雇工经营更高效地支撑如此的生产--已经给定的廉价家庭劳动力，可以不计工时而夜以继日地投入超额的劳动，其逻辑类似于"夫妻老婆店"。这正是今天正在进行中的"隐性农业革命"的"新农业"的一种主要型式。同时，一个"种养结合"的5～10亩地的玉米种植和（小）规模化养猪农场，明显借助于两种相互辅助的不同生产的"范围经济效益"（传统的广东顺德地区的桑基鱼塘--用桑叶喂蚕、蚕粪喂鱼、鱼粪和塘泥肥桑--是个很好的例子），而不是大农场的"规模经济效益"。（黄宗智2012b；黄宗智2010b）
当然，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农民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只能"转让"其"使用权"的客观情况下，企业公司不容易建立规模化的大农场，这也是因素之一。但这只是表面的解释，很容易掩盖上述较深层的经济原因。
此外，家庭小农户的顽强竞争力不仅体现于农业，也体现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首先是1980年代蓬勃兴起的乡村工业。针对城市的大型企业来说，他们的秘诀乃是廉价劳动力，不仅工资远低于城市职工，也没有城市职工附带的福利。众所周知，乡村工业化使用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被清楚说明的是，这是因为其价格远低于城市的劳动力，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最初是农业的一种副业，之后逐渐成为依赖农业为副业的主业。其基本逻辑同样：同一家庭借助于两种相互扶持的生产活动，促使两者都要比从事单一生产的劳动力便宜。
正因为"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仍然是农村家庭户的一个成员，仍然住在村庄老家，仍然吃着村庄的"口粮"（其初期仍然分着集体的工分），他们要比个体化的工人便宜。他们仍然是农村家庭经济单位的成员，其收入与其说是个体化的青年工人自己所有，不如说是家庭经济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和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预期相悖。
至于1990年代后蓬勃兴起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浪潮，其廉价劳动力乃是中国所以对全球资本具有如此的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中国被广泛认为是资本最好的去处之一--譬如，在2005年一项联合国调查中被确认为第一）（高柏 2006：表7）（当然，地方政府通过廉价提供土地、提供财政优惠、贴息贷款等条件来积极"招商引资"也是重要因素）（黄宗智2010a）。正因为"农民工"家有小农场，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可以不为他们提供（或更充分地提供）社会保障。因为他们一旦失业，或者到达退休年龄，可以返回家乡种地。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可以不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条件，因为他们可以变成"留守儿童"在家上学，由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来带，形成所谓（父母亲外出的）"空巢家庭"。其结果也是促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加低廉。这样，也就对追逐最高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也是一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看不到的，其盲点和误解的最终根源正是因为它把基于西方经验的建构，想象为普适的理论真理。它把个体化的工人，而不是家庭，建构为基本经济单位。
另外，蓬勃发展的城市，包括大量农民工入迁，又组成、推进新、旧、和半新旧服务业的需求，相应兴起的是同样由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提供的各种各样服务。其中，夫妻老婆（或父母子女、亲戚）店相当普遍。它们一方面是农村家庭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常常是由家庭经济单位（家庭主要+辅助劳动力）来经营。这里的经济道理，再一次是依赖廉价的家庭劳动力，再一次是因为家庭作为基本单位要比全职化、个体化的劳动力来得"经济"。（黄宗智，2008；2011）
正是在这个经济逻辑之下，由农户家庭成员组成的1.45亿外出农民工和0.84亿本地农民工 ，大规模进入了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农民工的经济秘诀，并不简单在于他们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不简单在于他们是"流动"的"临时工"，而更在于他们是农村农户的成员，家里有农场，城里有工作，借助两种互补的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活动来维持生计。（黄宗智2011）对他们来说，家庭而不是个人依然是基本经济单位。这也是"农民工"，而不是简单的"工人"一词的深层社会经济含义。
与印度和所谓"东亚模式"的异同
当然，这一切不是必然的、更不是普世的，其形成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以与中国在资源禀赋上相似的印度为例，其家庭农业远远没有展示出像中国这样的顽强竞争力。2000年，在它的农业从业人员中，无地雇工已达到45%的比例（1961年才25%）（Dev 2006： 17～18），和中国的3%十分不同。而其更高度的农业无产化的部分后果是，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日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足足42%，和中国的15.9%十分不同。（World Bank 2008； 亦见黄宗智2010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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