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关于经济上行周期政府投资退出问题研究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西方国家政府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济增长属于政府主导的速度增长型经济,政府投资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对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随着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持续实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逐渐暴露,货币巨量投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膨胀、通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压力加大等。长期政府投资存在的负面效应以及财政约束、项目资本金的制约等,使得政府投资主导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关于在后危机时代,作为短期政策的政府投资应当适时退出、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对于政府投资的效应,传统的观念认为政府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非传统的观点认为政府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模型、拉姆齐模型认为政府支出与实际利率同方向变动,与投资反方向变动,存在明显挤出效应。本文利用1985~2009年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GDP等数据,在对它们之间相关性进行实证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上行周期政府投资适时退出的必要性,进而提出了相关意见与建议。
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GDP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1985~2009年25年间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年度数据如表1所示。
1985~2009年投资与GDP总体状况
根据对1985~2009年投资、GDP时间序列的分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在历史演变中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递增趋势,与GDP表现出较强的同向相关性。1985~2009年,政府投资由1680.5亿元增长至69692.5亿元,民间投资由862.7亿元增长至125341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543.2亿元增长至224846亿元,GDP由9016亿元增长至340506.9亿元。二是政府投资增长低于民间投资的增长。1986~2009的25年间,政府投资增长40.5倍,民间投资增长144倍,GDP增长36.8倍。三是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总体呈逐年下降,民间投资占比趋于提升。1985年,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66.08%、33.92%,2008年政府投资占比下降至28.18%,民间投资占比上升至62.9%。受四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实施,2009年政府投资占比回升至40%,民间投资占比下降至55.75%。
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SPSS,分别对政府投资(I1)与GDP、民间投资(I2)与GDP进行了回归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相关性的显著程度。
根据SPSS输出表格,回归分析结果为:GDP=3527.76+5.735I1(R2=0.964,T=24.647,F=607.498)。β值为5.735,可见GDP与政府投资(I1)的相关性很强,而且相关性的显著性也很强。
GDP=35408.327+2.664I2(R2=0.951,T=21.086,F=444.615)。β值为2.664,可见GDP与民间投资(I2)的相关性较强,而且相关性的显著性也较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GDP总体上呈现较强的相关性,这也显示出了我国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同时,相对于民间投资,政府投资与GDP的相关性更强,政府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程度更大。
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短期、长期效应
汗(Khan)和库玛(Kumar)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投资而言,民间投资更具效率,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钞小静和任保平参照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模型以及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利用1978~2005年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政府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将增加0.80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对产出的贡献并不明显,民间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产出增加0.11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的产出弹性为负,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产出降低0.99个百分点;民间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产出同方向增长0.48个百分点。何刚和陈文静基于各中国省(市、区)1994~2005年的样本数据,分析得出民间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民间资本的产出弹性范围为0.4598~0.6180之间。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相关性,但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短期具有正效应、长期存在负效应。因此,政府投资是一项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应当视经济需要相机抉择实施。
经济上行周期政府投资退出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投资适时退出是克服经济体系内在顺周期的重要措施
在复杂系统里,存在着多个反馈环。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产生自激振荡;负反馈环削弱了放大作用,有助于系统的稳定。当前我国经济体系中,宏观与微观层面上正反馈环远远超过负反馈环,正向反馈机制的作用明显超过负向,系统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系统对冲击的反应被显著放大,使得整个经济系统呈现大起大落的特征。因此,应当在宏微观层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即负反馈环),减弱系统的顺周期程度,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系统运行的稳健性。
政府投资是一个外生变量,它在短期内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进行调整,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民间投资是一个内生变量,它在短期内很难发生大的变化。正如前文实证表明,相对于民间投资,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有更强的相关性。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是:作为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政府投资应当成为经济中的负反馈环,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波动性,发挥对经济周期的稳定效应。经济下滑期,政府投资暂时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繁荣期,政府投资适时退出,减弱经济热度。而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看,由于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偏好,政府投资呈现出经济繁荣期的顺周期性与经济萧条期的逆周期性并存的非对称性特征。在经济下滑期,政府投资大力增加,具有较强的反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期,仍然通过政府投资加大经济刺激力度,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经济下滑期,七国集团大约有23%的相机抉择财政刺激措施用于全部经济下滑年度,而中国这一数值为82.86%;经济上行期,中国大约有66.67%的相机抉择财政刺激措施用于全部经济上升年度,高于其他国家在经济下滑期所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数量。因此,为发挥经济稳定器的效应,政府投资应当克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上行周期适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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