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政府的市场角色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约而同"，就在于这两个学科的底层都假设（或隐含假设了）了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政府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制度"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冗余。在大学里，未来的规划师们被告知，如果在A处规划一个公园（或道路）是合理的，那么无论对什么政府，在A处建设公园都应当是合理的。在经济学的学生们学习推导"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时，政府更是从一开始就消失了。于是，当他们设计出来的"鞋"和真实世界的"脚"完全对不上号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如何"改造"（至少是"批评"）脚。科斯（1988）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中批评经济学家坚持逻辑完美但无法操作的"庇古税"时讥讽道："我在年轻时听说，傻的难以启齿的话可以唱。在现代经济学中，这样的话可以放在数学之中。"在我看来，如果把这后一句话改为"在现代城市规划中，这样方案可以放在电脑表现图中"，对城市规划也一样适用。 

　　当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引入规范分析后，政府就不再是一种制度冗余。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思考，如果我们现实的"脚"穿不进我们设计的"鞋"里，会不会是我们设计的"鞋"有问题呢？换句话说，我们设想的"政府角色"可能压根儿就不是真实世界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结尾时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安排（不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部门）的操作成本。"1 

　　真正的进步来自放弃政府的非经济假设，将政府（或操作政府的人）看作具有自利动机的"经济人"。其中，由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D. North, 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创的历史分析学派和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最为引人注目。诺斯（1981）在《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一文中，明确提出"为了有分析地解释经济组织，我们必须运用于一种国家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交易费用理论。"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框架，诺斯（1981）假设"国家将只按照与国家管理者财富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程度去规定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盛洪，p294）。正是这个假设，导致了马克思"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理论之后，政府性质研究的伟大突破。 

　　1993年，曼瑟•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独裁，民主和发展》的著名论文，对政府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刨析。这篇文章从无政府状态出发，分析了政府起源的经济学原因。然后，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比较了民主制度和独裁制度的经济学差异。奥尔森（1993）首先分析了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很明显，一个社会中君主制的暴力不可能有理性：暴力和偷盗的受害者不仅失去了人们原有的东西，而且失去了进行生产的动力，因为生产出来也会被别人抢走。因此，一个缺乏和平秩序的社会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生产。"于是奥尔森问："为什么大多数人口众多的社会在历史上都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呢？"他没有像大多数理论家那样给出一个想当然的答案，而是分析了一个实例--20世纪20年代中国。当时，中国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控制国家的是一系列自立为王的军阀：

　　他们武装一队人马，占领一块地盘，然后在各自的地盘上自立为王。他们向人民征重税，大多数装入自己的腰包。军阀冯玉祥就是因为用它的军队镇压土匪，并击败了相对有实力的流窜匪帮而拥有这种特殊的地盘，才名声显赫。很明显，冯玉祥地盘上大多数人感到它比流窜匪帮更可取。（盛洪，p362） 

　　奥尔森进一步分析了"常驻匪帮"和"流窜匪帮"的差异："为什么对那些受害者来说，军阀这类不断从特定的受害者那里进行偷盗的常驻匪帮，应该比很快会离开的流窜匪帮更可取呢？"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流窜的匪帮理智地安顿下来，以常规收税的形式窃取财富，同时在他的地盘上保持偷窃方面的垄断地位，那么被他要求交税的那些人会有进行生产的激励。……他的受害者便不必担心其他偷盗者。……他的就会知道支付税金后他们能留下来的产出比例。"与非协调一致的竞争性偷窃相比"偷窃的受害者能够期望保留税后收入所积累的资本，因而也会有激励进行储蓄和投资，进而也增加了未来收入和税金收入。结果，对偷窃的垄断和对生产税收入的臣民进行保护，消除了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