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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利用的影响――基于随州市苏家寺村农户调查

来源: 2018-09-09 19:31

  [摘要]以湖北省随州市苏家寺村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利用的影响。惠农政策后,满足自家需要以及增加现金收入仍是农户从事粮作经营的主要动机所在,农地利用决策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文化程度的影响。化肥、种子、农药是土地利用中物质投入成本增加的主要构成项。绝大多数农户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面积变化不大,四成以上农户种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面积有所增加。 
  [关键词]惠农政策 农户调查 农地利用影响 
   
  1 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随州市是湖北省十七个地市州之一,是全省最年轻的地级市。随州市土地总面积961493.94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17%,人均土地0.38公顷。所调查的村位于随州中部,属于丘陵岗地,离市区10多km����2��的路程。由于该村处于城市郊区边缘,区位条件优越,更易实现家庭经营的非粮化以及非农化,耕地资源在其家庭经营中的重要性相对弱化,转包出耕地的可能性就越大。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95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90份,占全部问卷的94.74%。 
  2 农户对惠农政策的认知程度 
  2.1样本农户的家庭状况 
  在样本户中,户均人口规模为3.28人,户均劳动力人数为2.52人,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41.34岁,家庭劳均人口负担系数仅为0.27。就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文化构成来看,从未上过学的占8.3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5.9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1.51%,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4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77%。绝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均达到了小学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就劳动力结构来,在样本户中农业劳动力为154人,其中务农人数为79人且绝大多数为妇女或老人,务农兼打工或副业者为75人。非农业劳动力人口为85人。农户劳动力资源状况是决定其家庭经营行为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2.2农户对惠农政策的认知度 
  2.2.1农户对惠农政策的了解程度及渠道 
  大多数人知道2004年中央出台了一号文件,但问及“您是否清楚惠农政策的具体内容?”时,只有5.56%的农户非常了解惠农政策且他们都是村干部,80%的农户对惠农政策了解很少或完全不知道,其中也包括一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者的老人或常年在外务工者,对惠农政策不够关心,就惠农政策的了解渠道来讲,70%以上的人是通过和他人聊天或看电视了解国家惠农政策的,15.56%的人通过当地政府宣传了解,只有1.11%的农户将网络作为惠农政策的了解渠道。在调查过程中,农户普遍反映村干部对惠农政策宣传力度不大,存在故意隐瞒的现象。 
  2.2.2农户对粮补政策和粮价政策的响应 
  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粮食价格政策。粮补政策大大降低了农户的经营成本,虽然国家实施粮食保护政策,但粮价提高的同时物价也随之上涨了,弱化了农民所得收益。就粮食直补情况来看,农户亩均粮食直补为11.75元,68.89%的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满意。相比之下,农户对粮价政策的满意度较低,其中近70.25%的农户认为自家的粮食售价明显低于最低收购价,主要缘于销售渠道以及交易费用等方面的原因,并未切实享受到政策优惠。总体来看,认为惠农政策对农户好处很多,有一点好处,没有好处,不知道的农户比重分别为47.78%、28.89%、8.89%、13.33%,可见粮食政策在微观操作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 
  3 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利用的影响 
  3.1惠农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动机的影响 
  就样本户总体来看,农户对种粮目的选择的次数分布频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满足自家需要73.17%、增加现金收入41.46%、实现自家劳动力就业8.54%、避免土地荒芜1.22%。从营粮规模来看,随着粮食种植面积及农业收入比重的增加,农户满足自家粮食需要的目的性在下降,而增加现金收入的目的性却在增强。在不同类型农户中,种粮主要用于满足自家需要的农户比重随其粮食种植面积增加而下降的趋势,但选择该目的的农户均在58%以上,而增加现金收入为其营粮主要目的的农户比重高于50%的仅为中大及以上规模营粮户。比较而言,农户种粮用来实现自家劳动力就业与避免土地荒芜的目的性不强,其中只有年龄较大的农户或大规模经营的农户有此目的。总体而言,满足自家需要以及增加现金收入是农户从事粮作经营的主要动机所在,且随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满足自家需要的动机在减弱,而增加现金收入的动机在增强。 
  表1 农户种粮的主要目的分布(%) 
  注:农户种粮目的次数分布是依据不同粮食种植面积的农户,选择某一目的的农户累计数比该组农户数计算所得。种粮目的可多选,故而该组农户种粮目的的频度累计可大于100%。 
  3.2惠农政策对农户劳力择业行为的影响 
  在农户土地经营行为是理性经济人前提下,惠农政策使农户对土地利用决策意愿重新调整。当问及“在当今惠农政策下,您及家人今后的就业倾向”时,有33.05%的农户选择常年务农,这部分农户五成以上是一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且年龄较大者或低学历或无专业技能者,38.20%的农户选择常年外出打工,这部分农户通常拥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或学历相对较高及有一定的专业技能,28.76%的农户选择半农半工,这部分人群主要由文化水平低但年纪较轻者组成。农户家庭文化水平影响家庭群体经营决策,不同文化程度的户主对惠农政策所作出的反应不同。 
  惠农政策后农户就业意向及对农地的投入成本存在差异。在现有惠农政策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多选择常年务农,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多倾向于半农半工和非农行业,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多选择常年从事非农行业。就农地投入成本变化情况来看,农地投入成本增加的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初中文化者>高中及以上文化者。这说明土地经营收入的变化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影响更大。 
  究其原因,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效益占农户收入比重不高,农民外出务工的愿望还是十分强烈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户务工就业难度远远大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所以国家实施惠农政策后,较低文化素质者更愿意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样本户中就存在这样一个案例,一对常年在外打工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夫妇于2009年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就业意向却表现出相对稳定。 
  表2 惠农政策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户就业意向及对农地投入成本变化情况 
  3.3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利用的物质投入的影响 
  惠农政策后,农户粮作经营成本增加的主要费用构成也有所变化。表3中,在物质投入成本增加的主要构成中,按照农户频度由高到低的排序分别为:化肥、种子、农药、机耕机作业、农机具、灌溉、服务技术、其他,其中绝大多数农户认为化肥、种子、农药是土地利用中物质投入成本增加的主要构成项。 
  表3 物质投入成本增加的主要费用构成及农户频度 
  在调查过程中,农户普遍反映增加化肥及农家肥投入是为了改善农地土壤质量,在选择种子时,他们更倾向于优质杂交稻。而且,大多数农户在购买化肥、农药、种子时会认准知名商标,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上世纪90年代水稻的产量大致为800斤/亩,小麦产量大约在500斤/亩,而现在,水稻产量最低1100斤/亩,小麦产量也高至700斤/亩。土地利用中物质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粮食产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户注重化肥、种子、农药的投入了。七成农户采用机耕机收作业,大量使用机械作业明显缩短了劳动力投工工日,主要体现在粮食的收割方面。农户普遍反映:与人工收割对比,机械化作业可使亩投工工日缩至原来的三分之一。这就为半农半工者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农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 
  3.4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农户根据土地利用的数量、质量、家庭收入、劳动力情况、区域条件等安排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表现为不同利用方向上面积的增减,见表4。 
  表4 惠农政策后农地不同利用方向面积变化对应的农户频度 
  惠农政策对不同的利用方向影响差异较大,绝大多数农户种植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占用耕地的面积没有变化,其原因是种植粮食作物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所需要的口粮,它是生产经营的主要项目;但对于棉花、红薯、花生等经济作物影响较大,如棉花占用面积增加的农户比例达到48.32%,表明惠农政策促使农业用地由低效用向高效用转移,农民在满足口粮生产的同时增加创收性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红薯、花生的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这是因为2004年样本区撂荒田地重新分配到户后,一些闲置的劣等土地进入农业生产,农户粗放经营使红薯、花生容易成为选择种植的作物。 
  3.5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撂荒现象的影响 
  20年来整个调查区每年农地利用面积变化来看,该村1996年水田撂荒面积高达26亩,1998年旱地撂荒面积最大,为21亩。至1999年该村农地撂荒面积累计高达105.5亩,其中包括73.5亩水田和32亩旱地。调查结果显示,惠农政策前,38.89%的农户对农地做了不同程度的撂荒,仅有5.56%的农户扩大经营面积。而惠农政策后,14.44%的农户扩大了农地规模,仅有8.89%的农户撂荒农地,且这些农户多因缺乏劳动力不得不放弃部分农地。 
  总的来说,出现上述农地撂荒变化现象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农业税费的加重,农民兼业化现象普遍,导致大量农地撂荒或转出。自2000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惠农政策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后,农地撂荒现象开始好转但变化幅度不大。2004年该村对闲置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加之国家实施粮食直接补贴,当地撂荒现象基本消失甚至有一部分农户扩大了农地经营规模。可见农户种粮积极性明显增加。 
  3.6惠农政策对农户带来的困惑 
  惠农政策虽然给农户带来了许多实惠,但引发了一些问题: 
  3.6.1农药、种子、化肥历年涨幅超过50%,成本增加而补贴却没有相应的变化,抵消了部分农户种粮收入,另外,农机购置补贴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存在农机商人故意先抬高售价,以折扣的形式欺骗农户的现象; 
  3.6.2惠农政策导致土地破坏。惠农政策毕竟带来了一定的收益,除积极开垦荒地外,农户通过挖田埂来拓宽农地面积,甚至于使得没有硬化处理的田间道宽度由原来的4米减至2米,常使得农忙季节田间道路发生交通堵塞; 
  3.6.3农地权属纠纷严重。20世纪末,一部分农户将农地转移给他人或抛荒,却没有执行有关手续,2000年左右该村农地已重新登记入户,在村委通知情况下这部分农户并未回来伸张自己的权利。当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后,这部分人中一些农户萌生了重新种田的念头并索要原来农地,产生纠纷;另外,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外出务工又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形成“两栖”农户,即不愿意放弃土地又外出务工,甚至于在自家田地种树以图省时省力,对周围农地影响很大,从而引发纠纷; 
  3.6.4农户种粮是否划算的意愿较低。认为种粮划算、种粮比较划算的农户比重分别为0.67%、10.53%,而认为种粮一般与不划算的农户比重分别为41.44%、47.36%。其中,中小及以下规模的农户认为种粮不划算的比重较高。从内部因素看,由于农资上涨,经营成本增加使得利润摊薄;从外部条件变化来看,粮作经营的外出就业机会成本增加。 
  4 结论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既有自身家庭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等因素。研究表明,惠农政策对农户农地利用产生较大影响。然而,本文虽然从农户角度分析了惠农政策,但是受到样本数量、样本区位的限制,以及调查的时限问题,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限制性,今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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