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独立宣言

 　从社会化人格的角度来看，人们一生，不外乎汲汲于两个终极目标：“人之为人”、“人之为我”，而李白则是超脱于以上两个标准之外的存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区分了“标准”与“独舞”，李白所做的一切，向我们证明了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及可能性――“我之为我”。脱离了社会化“人”的标准，他的“独舞”就像一个作为醉酒者的他、一个作为狂语者的他、一个作为狎妓者的他，那么酣畅、那么澎湃、那么随性。 
　　独立意味着对既定规范的逃离，对蒙昧自我的认知与重塑。李白的独立宣言，发端于人格处，流淌在诗歌里，并以自信、不羁、反叛之调让后人醍醐灌顶：独立永远高于依附、率真永远高于成熟、个性永远高于标准。 
　　一、追寻“独立自我”的历程之于李白，体现在很多方面 
　　对于文风解放的张扬、对于浪漫净土的守望、对于人生价值的定位。这是一种流淌于民族血液之内的传承，不断上溯，生命的遥相呼应让我们精神一振。 
　　传说和神话虽然虚无缥缈不尽真实，却对一个民族意义不凡，尤其炎黄子孙。它战胜了每个人初到世上的认同焦虑――“我是谁”：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炎黄之战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它赋予了每个人独特不拘的民族气质――“要到哪里去”，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浪漫却又勇敢决绝的烙印。前者是当下承担，后者是鸿蒙诗意。这种立于本土守望本土又飘飘然于人间的态度直通李白内在：立于当下，他希望“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飘忽人间，他道：“吾将囊括大块”，比起“小我”、“非我”，这是一种何其大的“大我”！有多大呢？郭沫若就曾用这种“大我”精神对自我重新定位：“我便是我啊！我便是我啊！”、“我的我要爆了”。 
　　第一个真正饱含“独立热情”的诗人当属屈原。《橘颂》中“独立不迁”的“独立”是他对于生命价值的至高追求，凝结于他身上的，是特别罕见、特别稀有、特别崇高的个体生命存在观。鲍鹏山曾发问“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辗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个性的螳螂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诚然，屈原决不会通过压缩自己的精神空间来求得对于世俗的妥协，但是自李白走入盛唐诗坛，以上五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就已有了答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一个连对皇权都不俯首的人还有什么能让他低头的呢？“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个越规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人还有什么能让他归顺的呢？ 
　　李白承袭了庄子的形象与活泼，在庄周笔下，难忘的故事与形象的情节成为浪漫自我之寄托，“大鹏”成为庄李二人作品中共有的意象，只不过庄子更倾向于“大鹏”和“斥��”的“齐物”，而李白更倾慕“大鹏”之“大”；李白继承了阮籍、嵇康的逸气与豪气，阮嵇二人尽管没有留下汗牛充栋的作品但是却为中国人在血泊和奢侈中实现人格自信提供了诸多可能，只不过二人的“归隐”似是彻底纵情于山林，而李白的归隐则是当下承担、功成身退。 
　　李白还继承了陶潜的理想与真诚：把“桃花源”这座“幻城”构思得如此美妙安逸，几人能敌？把一切“最文学”的东西统统抛弃，以朴实战胜绮丽，以宁静克制激越，几人能敌？《唐宋诗醇》载： 
　　“《酌酒》：闲适诸篇，大概与陶近似，非有意拟古，其自然处合以天耳。 
　　《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淡雅自然处神似渊明，白云天际，无心舒卷，白诗妙有其意。” 
　　陶李文风十分相近：前者提出“质性自然”（《归园田居》），后者提出“雕琢丧天真”（《古风（其三十五）》）；二人的某些词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其三）》与“草深苗且稀”（《感兴（其八）》）、“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与“闭关无世喧”（《别韦少府》），莫非冥冥中的潜移默化？ 
　　探寻李白“前世”而不详尽地考据“后之来者”之原因或许可以用诗仙和诗圣在唐诗发展中不尽相同的角色略扮演加阐释：诗仙的诗是承前的，继承了根植于炎黄子孙潜意识中的开放、独立、自由；诗圣的诗是启后的，现实的目光、悲悯的情怀、实用的笔法成为后来人创作灵感的原型启发。 
　　二、李白的独立宣言未尝不可看作唐代文学独立宣言的切片 
　　因为正是独立的唐代文学才赋予李白独立性以更多的存在理由、更广的生存空间。自古以来，文学就与政治时时掣肘，在皇权话语的克制下让渡美感与个性，娇弱地苟延残喘。政治给文学套上了数匝枷锁，而解开这些枷锁的要归功于北魏，那股来自鲜卑的浩荡之气。 
　　鲜卑族建立北魏王朝后，统治者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虽然鲜卑政权代替了汉族政权，但是他们的游牧文明却不能全然代替农耕文明。在做出让步进行“汉化”――以汉族的文明为推力促进汉与鲜卑的共生和吞并汉族从历史原点开始重新组合生产之间，管理者们理智又勇敢地选择了前者。在民族融合的潮流中，“天苍苍，野茫茫”的朔气逐渐走入文学背景中心，给闭塞到软弱的民族性格带来了粗粝、壮阔的气象。鲁迅先生所说的“唐人大有胡气”大抵源于这里。王桐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出，唐高祖和唐太宗的生母都为鲜卑人，文德皇后也是鲜卑裔，由此观之，唐高宗血统的四分之三都是鲜卑族血统。李白曾自诩为李氏之后，尽管学界还在对李白的身世进行着未完成的争论，但是果真如李白自己所说，鲜卑的性格、品质亦可直接通过生理学中的遗传机制作用在他身上。天佑华夏，在同时代的欧洲苦受宗教迫害荼毒时，在古罗马被野蛮力量摧残消灭时，汉民族却得益于这股清冷、刚劲的力量。唐高祖在给高丽王的信中明确提出的“柔怀万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唐太宗对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的态度、唐高宗“抚育”和“柔服”的�e措，似乎都在这里找到了源头。 
　　善待汉民族的要求之一就是善待它的一切文化――包括佛教以及滋养佛教文化的印度文化。汉族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都在中华大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合法位置。而到了之后的唐代，大规模、长距离的丝绸之路使得中国北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汇聚。 　　因为这股浩荡之气，一切都被激动地接纳，一切都得以凭借自己的形式生长，文学如是。得益于北魏奠下的基调，唐代文学在高度开放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独立之貌：文学不必贯穿一种稳定的政治观念，也不必作为特定政治斗争的话语工具。 
　　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只从人性出发，不从政治派生。当政治逐渐掌舵，文学必定会偏离人学的主线。 
　　跨越千年，不妨把目光集中于李白和老舍这两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大家身上。二人都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混血”，李白为带有胡气的汉人，老舍为携有旗人血脉的汉人；二人都怀有一颗报国心，李白吟：“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永王东巡歌（其十一）》），卢沟桥事变后，老舍也曾反复咏吟陆游的名句：“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二人都表现出了对于生命“力度”的向往，李白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老舍则认为幸福来自健美的文化，健美的文化离不开蓬勃的生命力。但是二人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从老舍的感喟中即可窥见答案：“政治变动太多了，变动一次，人格的价值低落一次，坏的必胜。” 
　　其实，在强势和活泼之间，文化和人民都更倾向于后者。文化的发展潜力固然与盛世有极大关系，但文化发展依托的是社会创造出的开放空间，而不是由政治枝叶形成的林荫。 
　　三、惠特曼有一首诗叫《肉体的诗人和灵魂的诗人》 
　　如果说杜甫是“肉体的诗人”，将最热切的目光投诸国计民生这个宇宙的相对底层，那么李白就是“灵魂的诗人”，他的愉快正是畅游于宇宙间的纯粹自我的愉悦，“我的声音追寻着/我目不所及的地方/我的舌头一卷/就接触到了大千世界”。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身世进行考察后认为，由于李白缺乏打入上层社会的既定背景，他不得不成为一个发明自己的诗人。 
　　李白不是王维，他没有兴趣也不能贯注于描画“色”、“空”的外在世界；李白不是李贺，他不会为了工于辞藻的追求而落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他在发明自我的时候张扬自我，让“我”从大千能指符号中突显出来，指向踏浪而歌的本人；他又在确证自我的时候抽离自我，不时让“我”的情感隐于诗歌之外。诗人的“自我”体现在可辨识性，李白诗歌的可辨识性体现在唐的自信加上个人化辞藻。李阳冰《草堂集序》赞到：“千载独步，惟公一人。”在我看来，李白独立的诗品可以简要概括为：真、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