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
地方金融机构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怎么构建,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在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开放背景下,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地方金融机构怎么寻求更好的发展,他们也在琢磨。 差异化不是说说而已
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看来,第一,不同类型的地方金融机构侧重点也要有所不同。现在地方金融的持牌机构,如城商行和农商行等,要以服务社区、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以客户为目标来找到本地特色化的一些路径,而不是追求跨区域扩展。
第二就是地方批准的准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一定要不忘本心,比如小贷公司,别搞成“小贷公司不放小贷”“村镇银行不在村镇”这些问题,担保公司就做担保,而不是去集资、放贷,坚守本位去找一些创新实现的路径,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者同质化地去做一类业务。
第三就是地方新型的准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要分级分类来进行管理和支持�l展,要允许小微型的准金融机构在他们的小范围内发展,做小而美的工作,不一定非得按金融机构那些严格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然他们的合规成本就太高,发展不起来。现在有一些机构就因为监管合规成本太高,没法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告诉《经济》记者,地方金融机构要获得可持续发展,也要很好地处理公司治理问题,因为它和地方的紧密关系很容易受到地方经济发展的拖累和影响,或者受到外部因素的一些干预。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稳步经营和推进。
“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对中小和民营企业的服务要借助于金融科技的手段,尽量减少对抵押品的依赖,能够给一些轻资产企业提供相应的贷款,同时也应该创新更多的金融工具,包括利用债券市场,或者直接投资、投资基金、风险投资等,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构建对中小企业甚至个人群体的信用评级体系,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王擎表示。
“比如有的银行,从资质上来看,可能不太好去做外汇业务,就可以把外汇业务委托给它的大股东,或者委托给外汇业务做得比较好的机构,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他们也在寻求这种合作。他们也在考虑市场需要什么,也在想如何做大数据分析。如果去买数据,比如说税务、水电,那可能在一个地方成本很高,假设中国银行在一个市或者一个县已经有了数据,我们能不能从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包括业务合作、战略合作,他们也在找合作来拓展自己的业务,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陶士贵向《经济》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紧跟国家政策,是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南针。
对此,北京银行行长杨书剑向《经济》记者表示,当前在我国180多万亿元的总债务中,民营企业只占20%左右,这和民营企业对经济总量60%以上的贡献率是不相称的。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与其“五六七八九”的贡献度不匹配,这也是中国金融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于地方金融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抢二八定律中的80%
金融业的二八定律正在被打破,未来会如何下沉?
“未来新的经济业务的增长点,确实可能在县、乡镇,而且乡村振兴肯定离不了金融的支持。有很多人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的业务增长点不是像过去的那种垒大户,很多人做‘三农’、小微,已经尝到了甜头。”实际上,陶士贵过往主要在农商行进行调研,也在商业银行担任独立董事,在调研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机遇。
为什么说支农支小空间那么大?“原来很多人垒大户,做一个大的客户可能几千万元,但这一笔贷款出现风险,整个银行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做支农支小,其实就是慢金融,可能一开始花的力气比较大,而且有可能没有什么成长,但是把一项业务做下来之后,农户可能持续10年、20年都会跟你打交道,不会换,因为你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陶士贵指出。
在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表示确实看到过一些很好的机构,例如哈尔滨银行、包商银行、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都是专门服务于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是一个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形成的完整的金融体系,所以中央和地方双层监管都要介入。”
杜晓山表示,发展普惠金融除了引导、倡导、鼓励、宣传以外,还要有指挥棒,有风向标,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政策,包括其他的社会荣誉等多种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原来的指挥棒是你的财务好,业务绩效好,就算是A类或者是二类机构。现在一类指标应该是三种:一是对客户的覆盖率,二是客户需求的可得性,三是客户服务的满意度。现在因为指挥棒还没有变,只是倡导,光看利润率怎么样,不良怎么样,拨备好不好,纯粹是从财务指标来考核,没有考核社会绩效。”杜晓山表示,此外还可以运用一些政策支持,除了增值税减免以外,所得税也应该跟上,同时地方政府也分担部分不良资产,“举例说,地方承担20%的损失,剩下的损失自担,诸如此类的这些政策都可以考虑进去”。 立足中小探转型
地方金融助力中小微,不只有银行这一个途径。融资租赁这一特殊的金融工具,成为在全国中小企业危困之时的重要援手。
江苏金融租赁公司董事长熊先根向《经济》记者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多年前,南京一家印刷企业还是一家年销售额不足700万元的小型印刷企业。彼时,由于没有资金和设备,生产能力不足,这家公司的订单越积越多。急需资金更新设备,又极难从银行获得贷款。2004年之后的十几年里,这家印刷企业通过江苏租赁,以租赁方式采购了10多台套各类印刷设备。如今,已成长为总资产超过1个亿、年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的企业。
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因资金受限无力采购生产设备,而金融机构往往不是很愿意涉足批量大、金额小、分布广、风险大、效率要求高的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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