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增长与极限：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关键词：增长/三角洲 

 

　　经历了二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业已形成三个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由于集中了大陆最优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资本，最先进的技术，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中国大陆平均速度，尤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为甚，成为大陆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在21世纪上半叶，其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陆现代化目标的进程。 

 

　　任何经济体的成长都会受到内生因素的制约和外部条件的局限，因内生因素和外部条件的不同，简单的类比通常并不恰当。本文仅通过对内因与外件的比较 分析 ，试图较客观地描述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现状，研判两地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一、地缘经济条件与整合前景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属区域经济，但尚无统一认定的区域范围，本文取两经济圈内各自较普遍使用的口径，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指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15个省辖市以上城市「1」，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则是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等14个市、县「2」。因为区域经济通常是开放性系统，若评价其增长的潜力，不能囿于三角洲地域的局限，应考察其地缘经济的条件与发展前景。 

 

　　（一）三角洲与流域经济地理概况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流域经济是以江河作通道，以物流为纽带或轴心，通过流域内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形成一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域。流域经济曾经在各国 历史 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如中国的黄河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都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只是近代以降，随着国际贸易和海运的兴盛，使得沿海港口迅速繁荣起来，及至后来现代 交通 工具及 网络 发展，内河流域经济逐渐衰落，但各大河流域出海口的三角洲区域则往往成长为现代文明的积聚地，流域经济往往仰赖三角洲的拉动，方得以保持持续的发展。 

 

　　由表一可见，长江三角洲位于大陆海岸线中部，区域面积99687平方公里，人口7504万，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位于大陆海岸线南端，区域面积41698平方公里，人口2910万，是中国大陆第二大三角洲。以人均指标考量，2000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1834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67元163.3%，珠江三角洲人均GDP3199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9.16%，珠江三角洲又比长江三角洲高出74.39%，占有明显优势。而长江三角洲因区域面积广、人口多，所以经济规模较大，区域内经济成长的潜在能力和前景应优于珠江三角洲。 

 

 

　　就更大范围的流域经济增长的潜质而言，长江流域更胜出珠江流域一筹。由表二可见，因为长江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远大于珠江，航道里程也超出珠江甚多。何况，长江黄金水道与东部黄金海岸在大陆上形如 英文 的"T "字，长江三角洲正好位于长江出海口与东部海岸线中端的黄金交汇处，是大"T "字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以至有人构想：以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身，重庆为龙尾，珠江三角洲和渤海湾经济圈为两翼，一气贯通之日，便是巨龙腾飞之时。 

 

 

　　如果由此得出增长潜力珠江三角洲不如长江三角洲的结论，仍然未免失之主观，因为潜在优势未必一定能变为现实优势，何况区域发展并非仅仅由经济地理条件决定，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配合。 

 

　　（二）"极化"、"扩散"与区域经济发展 

 

　　90年代起，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核"导出的扩散 理论 在大陆滥觞，近年来，时而又有不同的声音响起，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根据区域经济 研究 领域的"谬尔达尔--赫希曼假说（Myrdai-Hirschman Prognosis）"，市场力量的正常趋势与其说是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不如说是扩大区域差异，在著名的累积循环模型中，谬尔达尔指出：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中，不仅仅是劳动，而且资本也会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因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一种下降的正反馈运动，结果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者更穷，富者更富「5」。表三的数据表明，仅仅是"全民"投资即国有投资，中西部与东部已有不小差距；其中"九五时期"的数据是全 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即国资加上外资和民资，两者的差距更大，中西部所占比例首次降至40%以下。事实是截止1998年底，西部累计实际利用外资87.65亿美元，仅占全国的3.35%，同期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123.61亿美元，占全国的87.8%，。表四则反映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增长差距的变化，1990年前仅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但1990年后差距迅速扩大到5个百分点以上。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进程印证了这一模型给出的基本特征，即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要素流动构成导致缩小差异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 ）或涓滴效应（trckling down effect）并不明显，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要素流动构成导致扩大差异的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 ）或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十分突出。中国大陆区域经济显现出新的特点，如果之前仅是城市与 农村 点面经济的差别，而今又凸现沿海与内陆梯次经济的差异。尽管中西部经济也有进步，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突飞猛进比较，仍然是渐行渐远，差距在持续扩大。有观点以苏州尤其是昆山接受上海辐射效应作为增长极扩散的实证，可能偏于牵强。因为上海与苏州虽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但以经济地理考量仍应属于同一经济区域，以扩散效应解释毗邻行政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庶乎忽略了该理论所研究的应是经济区域之间的现象。张敦福反思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认为有明显的误区：以为存在一个作为增长极或核心的大城市、 工业 中心或现代化产业基地，就能够迅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并缩小边远地区和增长极的差异。所以，在扩散理论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时，有三个要点不能忽略，一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才能带来空间上的经济平等；二是由于回流效应或极化效应的存在，市场力量趋于扩大区域差异；三是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才会实现。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古典经济学的扩散理论及其变种，需要警醒本身抽象化、理想化的特征「6」。 

 

 

　　其实，岂止是极化--扩散理论，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多数西方经济理论，因为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环境截然不同，因为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经济理论难以融会贯通，在中国大陆 应用 都需要谨慎。例如，"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深植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如果按西方文化背景生成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而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倒是激励人们竞争进取的利事。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游戏规则远未健全，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游戏规则，落后的一方通常也不甘愿遵守。何况大陆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体制虽在逐渐转换，但壁垒尚未打破，因此，无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扩散理论"，或是"梯度推进"理论，在实践中很难通行。 

 

　　在长江三角洲，80年代便曾经提出过"苏锡常一体化"、"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设想，均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而今情况应较80年代有进步，至少在省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了合作的可能，但依然抹不去那一丝阴影。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曾任宁波市副市长、现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刘福垣，他认为宁波和杭州不合作，和上海也无法开展合作，宁波的北仑港原本就是为上海准备的，但现在上海却又要自己再建一个洋山港「9」。究竟应如何建港，孰是孰非暂且不论，然而区域合作欠缺无疑是严峻的现实。区域内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不仅是资源浪费，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城市间恶性竞争， 影响 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制约经济发展和水平的提升。 

 

　　从更大经济系统考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区域一样，终究只是大陆乃至世界一角，离开其他区域的相应发展，可持续发展便可能落空。最突出的 问题 是，中、西部投资环境远不能与东部比拟，部分地方对于外资、台资和港资或许比较规矩，但对于外地的投资往往不能有效保护，使民间资本对异地投资望而生畏，严重阻碍了区域间资金等要素的流动配置。因此，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圈的区域发展，并不能 自然 产生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如此状况的直接后果是，既减缓了中、西部发展，又影响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还加大了大陆产业结构调整成本。甚至有这样的潜在危险：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过大，便可能如过度倾斜的航船发生倾覆。由此可见，行政体制对于经济一体化的割裂，实际就是对经济市场化的阉割，成为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以东、中、西部现有的产业梯度层次，如果能够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东部的产业在提升的过程中，就可能不断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为大陆和个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的活动空间。 （三）区域整合的前景 

 

　　按照区域 经济 发展 理论 ，差异既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也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无论是长江三角洲或是珠江三角洲，其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既取决于三角洲内的资源整合，也取决于与其外部经济资源的整合。以现时情势，即便是三角洲区域内的整合也尚需时日，欲将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一般而言，珠江三角洲仅涉及广东省内14个市、县，若能由省有效地协调行动，整合或许会较为顺利。而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跨越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情况更为复杂，整合必然会遭遇更多困难。在三角洲整合过程中，还必须与流域、大陆、台港澳和世界资源互动，更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赖全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珠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与港、澳的互动。以地缘经济而论，珠江三角洲理应包括港、澳，只是因为港、澳 政治 地位特殊而未涵盖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对与珠江三角洲整合的积极性高于内地城市，近年港府官员频繁出访与各方酝酿合作，正如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2002年末访问日本时所说，"我每到一处所传达的信息也是一样，就是向日本市场，做生意的和政客，解释香港如何利用国际财务中心和商业枢纽的地位，与珠三角充裕的土地和人力合作成功拓展成为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制造业中心"，"我亦向日本商界解释，香港作为财务中心和商业中心不单纯是一个窗口和中介人的角色，我们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是全亚洲区内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与我们相比，亦更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的配套"「10」。 

 

　　2003年1月8日，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善用香港优势，共同振兴经济》，专门用一个章节"加强与内地经济合作"重点阐述"与珠三角经济融合"「11」。广州无疑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但仅依靠广州显然不足以带动整个区域与长江三角洲竞争。 

 

　　广州等内地城市如能从大处着眼，摈弃"中心城市"角色冲突的心障，与港、澳通力合作，核心是必须确立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地位，以香港和广州双驾马车协力带动区域发展，便可能将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 

 

　　长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突破省际间壁垒。最近，上海及江、浙两省正在 研究 参照欧盟的做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规划委员会，协调长江三角洲大型基建及环境治理等重大 问题 ，以加强区域协作，提升综合竞争力「12」。连江通海本是长江三角洲风生水起的关键，长江黄金水道的运力不能发挥，将制约长江三角洲对流域的 影响 力，也将反制长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条件下，三角洲乃至流域的整合从统一规划、建设 交通 配系起步，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启动方略。发达国家对改造整治天然航道十分重视，努力实现航道 网络 化，以利干支贯通、江海直达。如美国已建成以密西西比河为主干，连接五大湖、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的水运网；西欧建成了以莱茵河为主干的水运网。内河与沿海航运资源的开发，促进了这些国家流域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长江水系航道虽曾有过治理，但总体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发和治理仍未实施。以长江干流航道为例，宜昌到武汉的单向通过能力为2000万吨左右，武汉以下的单向通过能力达13亿吨，而实际总运量不到2亿吨，可见航运资源利用程度之低，反之也可见航运潜力之大「13」。尤其是三角洲南京至吴凇口348公里航道，常年可通航万吨级海轮，两岸可建大量深水码头，上海两侧北有南通、南有宁波、洋山可建深水海港，如是统一规划、建设，可望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航运中心之一，而巨大的物流又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长江三角洲的巨大潜力即可由此发挥。 

 

　　概言之，珠江三角洲现实优势明显，长江三角洲增长潜力较大，而当前区域内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首务，若能突破各自受到制约的关键点，便有望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更快发展的条件。 

 

　　二、内外开放与区域发展 

 

　　 中国 大陆的改革从 农村 发轫，开放则是由沿海开启，绸缪之初，改革与开放是两大战略，似乎互不相干，然而，在实践中，改革与开放却汇合成浩浩荡荡的大潮流。 

 

　　（一）对外开放及其效应 

 

　　大陆学者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方勇、张二震的研究显示，FDI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见表五，1985年--1999年，大陆吸引外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江三角洲的FDI 年均增长40.07%，高出全国均值10.49个百分点，同期GDP 年均增长19.62%，高出全国均值9.36个百分点；1979年--1999年，珠江三角洲FDI 年均增长43.5%，高出全国均值12个百分点以上，GDP 年均增长20.3%，高出全国均值10个百分点以上。可见FDI 增长与GDP 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增长弹性0.4896，珠江三角洲的增长弹性0.4667，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0.345，说明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FDI 对GDP 的带动作用比较强。 

 

 

　　FDI 增长最直接的效应是带动国际贸易的增长。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出海口的优势，对外贸易远较中西部地区发达。见表六，2000年，沿海地区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的92.53%，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进出口贸易为1701亿美元和1281.8美元，分别占全国的35.86%和27.03%，占沿海地区的38.76%和29.21%，但两地相差419.2亿美元和8.83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的依存度达到惊人的145.6%，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的55.6%，至于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应是为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结果，若扣除珠江三角洲的数字，长江三角洲比其他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要高9.3个百分点。长江三角洲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的原因之一，或许应是香港规模巨大的转口贸易经由广东出口过货所至，香港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作用之大可见一斑。 

 

　　珠江三角洲的数据是本文作者另补的，因未查到1985年-1999年数据，又因1985年前FDI很少，故用1979年-1999年数据替代。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 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由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极小，故可忽略不计，仅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尺度。见表六，根据闫浩的研究，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4.9%，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还低0.4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个百分点，仍然是受到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结果，除去珠江三角洲，则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降到4.2%，低于长江三角洲0.7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调整，长江三角洲在沿海地区并无明显优势，且与珠江三角洲有很大差距，都是不争的事实。此情况似与长江三角洲的声名不符，个中原委可能是上海及苏南、杭州、宁波等地确实较发达，较之珠江三角洲不遑多让，但因整个三角洲区域广大、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准的不平衡更为突出，总体水平便远逊于珠江三角洲了。 

 

　　比较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变化，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对外开放的巨大影响。见表七，广东学者卜新民等为评价两地的总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专门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以珠江三角洲综合发展水平为指数100，1995年长江三角洲为88.3，2000年为100.1，他们 分析 ：1978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837元，珠江三角洲570元，仅为长江三角洲的68.1%，经济总量不及长江三角洲的五分之一；199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 反超为长江三角洲的1.33倍，珠江三角洲以不到长江三角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相当于长江三角洲41.8%的经济总量；珠江三角洲独领10年风骚后，1992年浦东开放，长江三角洲增长速度开始加快，两地隐然形成竞争之势，"九五"是两地发展的又一个分水岭，长江三角洲可能开始超越珠江三角洲。但实际的数据显示，两地差距并未缩小，反而仍然有所扩大。见表一，到200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 是长江三角洲的1.74倍，较之1990年又扩大了0.41倍，经济总量是长江三角洲的48.07%，较之1990年也提高了6.73个百分点。既然如此，为何依据表七会得出如此结论？原因之一可能是表七中第4、5、6、9项指标以广州和上海的数据替代所致，因为广州与上海比较显然略有不足。另一原因则是，如上所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长江三角洲也远大于珠江三角洲，以单个城市指标替代整个区域指标，必然损害指标的客观性，降低其代表性的可信度。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数据研判，9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快于长江三角洲，只是增幅的差距缩小而已，长江三角洲还谈不上赶超。 

 

 

　　有学者研究大陆区域经济转型时，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分别界定为内生渐进式制度创新模式和外部变量引入型制度创新模式「17」。其实，尽管制度创新的切入点存在差异，但两者很快殊途同归，在过程中主要还是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邓小平曾有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是因为初始阶段缺乏参照系，无从知道水之深浅、流之方向，因此改革试点城市多以自身经济发展的迟滞为代价，为全国总体改革探索道路。在此意义上，对外开放的成效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由于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提升了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引进了 现代 市场经济理念、 科学 管理方式，提升了人力素质，其对经济、 社会 发展的深远影响难以估量。注重于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在开放中逐渐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目标，既推进了改革又加快了发展。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方能相得益彰。由此，也可以体会邓小平自承"上海浦东开放晚了"是一大失误的底蕴。在加入WTO 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定位和举措，仍然是两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 （二）对内开放的内涵及成果 

 

　　有学者认为，全球 经济 一体化 时代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所谓本土经济。然则，该如何理解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大行其道，又怎样解释国家间贸易战愈加如火如荼？其实，无论是国家或是地区，欲图 发展 经济，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固然不行，一味依赖外国 企业 的资本、技术也有隐忧，一旦外部资源流出，本土企业不能支撑经济，势必动摇根本。当前，如欧盟、日本、 台湾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因产业向外转移等原因造成经济困难，但只要资本、人才和技术力量雄厚的本土企业的根基在，假以时日正可以在产业转移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新的平台上再谋发展。以大陆或者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现时的情况，一旦外部资源流出，本土企业还不足以当此重任，必将遭遇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大的困难及危机。 

 

　　发展本土经济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必须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实现。若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本来不会有对内开放的概念和提法，这是大陆特殊环境条件下独有的产物。虽然已经处于转型过程中，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残余尤存，所有制歧视等市场准入障碍未消，大陆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秩序尚需时日。所以，对内开放不仅仅是缘于地域的概念，而是有更深刻的内涵。 

 

　　对内开放的本质是确立所有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 法律 地位，给予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保证公平竞争的实现。对内开放的关键是对私营部门开放，保证私营企业获得公平竞争的地位和权利。各种保护主义与歧视性限制，其实是二而一的 问题 ，要突破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关节点是必须突破所有制歧视为标志的歧视性限制。国务院已经两次减少审批项目，地方政府也纷纷仿效，实质便消除了许多审批项目涉及的所有制歧视。但单纯依靠政府自我转换职能，显然有所不足，因为任何秩序都是在各主体的互动中逐渐成型的，法律也只有在各主体的互动中确立或完善。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非自主的主体，既是行政附属物只能听命于行政机关，因而流动性极弱，这正是各种保护主义泛滥的基础。私营企业是自主的主体，虽然投资者可能无法用手投票，但至少可以用脚投票，所以流动性极强，使得保护主义失去了孳生的土壤。如某地保护主义盛行，进入该地的外地企业受到歧视， 自然 会想方设法逃离险地，而未进入的外地企业必然裹足不前，该地经济发展势必受阻，想要维持保护主义也不可能。更进一步，私营部门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大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已不可逆转地由政府转向民间。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量，发展私营企业也是必由之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成长之路证明，总体而言，不论国有企业规模多大，也永远无法与国际大公司、大企业一较短长，惟有放手让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拼搏，才有希望成长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实践中的陈义当然不会太高。私个经济最直接的贡献，是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缓解了大陆的就业压力。如果没有个私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分流，大、中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可能成为无法解决的噩梦。所以，鼓励个体、私营业者创业，成为地方政府必然的选择，近年更形成个私经济发展的大潮。2001年，全国个体工商户达到2433万户，虽然在数量上比1999年减少727万户，但注册资本仍达到3436亿元，与1999年持平，户均注册资本则净增0.32万元，增幅近30%；私营企业则突破200万户，达到202.85万户，比1999年净增51.96万户，增幅达34.4%，注册资本逾18211亿元，比1999年净增7925亿元，增幅高达77%. 

 

　　对外开放刺激了境外资源的流入，而境外资源的配置也创造了更多商机，如为外资企业配套加工零配件等等，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因而越是对外开放度高的地区，个私经济发展的也就越快。所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个私经济发展同样雄踞全国最前列，且各有所长。广东个私经济正在"二次腾飞"，2002年私营企业达25万余家，比1996年增加12万多户，注册资本达3060多亿元，户均资本122万元，平均规模列全国第一。以发展个私经济著称的浙江，2002年私营企业也已突破2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个私经济增加值达2935亿元，非国有工商业所占经济比重从1978年的38.7%上升到95%以上，非公经济比重列全国第一。即使是曾经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江苏，近年也大步追赶上来，个私经济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经济类型，2002年私营企业达28.6万户，私营企业数量列全国第一「18」。 

 

　　（三）内外开放的前瞻 

 

　　从近年的走势观察，大陆的内外开放也在不断融合，在WTO 非歧视性原则框架内，可望建立一个广泛平等的基础，并在之上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开放空间。在此过程中，对外全面落实关于承担WTO 义务的承诺，应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阻力，大陆的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会有一个更大发展。2002年，大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创记录的527亿美元，列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7年的3252亿美元增加到6208亿美元，排名从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五，年均增长13.8%，占GDP 的比重由36%上升到44%.石广生据此预测，到2020年，进出口总额可望比2000年再翻两番，接近并冲刺20000亿美圆，将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19」。 

 

　　由此，扩大对内开放可能是未来大陆经济发展最大的变数之一。加入WTO 后，大陆许多学者呼吁对外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多数原本设限的领域确实也已有所松动，如银行、民航、能源、 交通 等行业都已有限度开放民间资本进入，但总令人有步履迟缓之感。当前 社会 上出现的民间投资渠道不畅，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乃至市场经济秩序难以规范等等弊端，虽然是多种原因生成的，而法律方面的所有制歧视无疑是主根源之一。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甚至铤而走险，盖出于此。所以，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要言之，解决矛盾的结点是对内彻底消除所有制歧视的法律障碍。因此，私人财产能否得到有效和充分地保护，私营部门能否得到平等和充分的发展空间，对大陆今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是全国工商联第三次提出"修宪"。 

 

　　全国工商联提交的《关于修改宪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法律制度的建议案》指出，"修改宪法中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表述不一的条款，体现平等的原则，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占或破坏正当的个人私有财产，同时增加保护企业、社会团体法人等组织财产权的条款。在宪法中还应明确对企业等组织及个人的财产是否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如果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实行，应明确实行的条件及给予补偿等 内容 "「20」。焦点之二是全国工商联提出的另一议案《关于改革我国现行税制的建议案》，要点是：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尽快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消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的差异。三个要点有两个涉及公平税负，均直接关系私营企业的权益。大陆现行企业所得税分内外资两套税制，因标准不同使得实际税负差距很大，据有关方面测算，内资企业实际平均税负约为22%，外资企业实际平均税负约为11%，恰好相差一倍。如果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比例税负，可大大减轻内资企业的负担，再统一合理规范税前扣除，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提高折旧率，适当放宽 研究 与开发费用的列支标准。同时，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不应以所有制划线，而应以产业和区域政策导向为主，兼顾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短期特殊政策「21」。 

 

　　内外资企业公平税负时机已基本成熟。修宪的条件和时机虽然正在逐步成熟，但毕竟涉及 政治 体制改革的敏感问题，还无法预期何时能实现。或者可能是这样的进程：因为现行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这样的财产权只是一般权利，或者说仅是一种民事权利，在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系中并无财产权的地位，因而所谓修宪的含义即是将财产权上升至公民的基本人权。然而，毕竟在宪法中已经载明了财产权保护的条文，所以可以先行修订其他法律、法规，使之与具体实践的要求相适应，最后修宪便会水到渠成。其实，2002年底已经发出了强烈信号，12月23日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规定，私人所有权是指包括自然人、以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的主体，对其不动产或动产享有全面支配的权利；草案对私人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私人企业享有所有权的问题作了规定，并专门规定"国家保护私人的储蓄"，"国家保护私人投资以及因投资获得的利益"「22」。这是大陆首次启动立法程序拟明确立法保护私人财产，其意义自不待言。如果实现私人财产保护，实施公平税负的税制改革，将成为 中国 现代 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获得公平的发展条件和空间后，私营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将明显提高，增长势头将更加强劲，成为大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要言之，大陆已经逐渐发展形成内外开放的经济格局，"一体两翼"在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将进一步强化，即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外国资本主要配置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民间资本主要配置在传统产业领域。以两地民间现有的雄厚经济实力，谁能够率先为所有投资者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谁便能抢占私营经济腾飞的机遇，而两翼齐飞才能达至高远。 

 

　　三、行政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三个文明建设，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反映了实践中的强烈要求。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已经步入这样的阶段，改革落后于开放，滞后于发展，制约的弊端日益显现，惟有加快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文明建设，或者更贴切地说是行政制度创新，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也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一）"行政三分制"与职能转变 

 

　　所谓创新，也并非是完全没有先例的首创。事实上，在加入WTO 后，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内容均已明朗化，需要研究的是达成目标的 方法 和路径。大陆正在热烈讨论的"三权协调" 理论 ，可以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十六大报告起草人之一的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按照现代公共管理的模式，"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制约是很正常的，"三权协调"理论吸收和借鉴了西方"三权分立"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就是强调任何一种权力必须要有制约，但三权并不是分立，而是适当分离，在分离中还要强调协调："行政三分制"是"三权协调"理论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具体运用，但"三权协调"理论将对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产生 影响 ，甚至对中国宪政改革产生影响「23」。 

 

　　国务院在深圳试行的"行政三分制"，即是在行政体制框架内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开设置，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履行三项职能，试图改变过去同一个部门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还是监督者的体制，实现效率与公正廉洁的目标。在行政体制内部建立一定的制衡机制，当然有其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实践中这样的分权必须建立在新的行政权力基础之上。行政体制改革早已进行多次，但总是效果不彰，原因是此前的改革大多仍然在传统行政管理职能框架内进行，许多职能并未有实质改变，只是在行政部门之间转移。对于企业而言，具体由哪个部门执行这些职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废除那些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职能，以便消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设置的障碍。所以，转变政府职能正是对政府的行政权力实施改革，在行政制度创新中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也有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应该淡出经济。这应该是将来的必然趋势，但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实践，至少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进程可能仍然不会太快。因为，大陆市场经济的规则尚待确立，市场经济秩序还远未规范，即使是为了履行对WTO 其他成员方的承诺，地方政府也必须继续承担市场监督的职责。 

 

　　此外，如何保证部门独立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很重要，因为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体制内，必须受政府首长的统一领导，必然要求服从政府首长的命令和指挥，如果出现与分设原则抵触的情况，又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三权分设"就可能逐渐流于形式。内部权力制衡是自律，外部权力制衡是他律，以过往机构改革的经验，缺少他律的自律通常是难以奏效的，即使在初始阶段有效，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就此而言，根据"三权协调"理论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架构，形成外部的对行政体制及其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才是行政制度创新更重要的保证。 

 

　　各级政府职能转变有时被概括为两个分开，即"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是将原来由多个政府部门分管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集中到一个机构，由这个机构享受出资人的权利，履行出资人的义务，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国有资产的货币化和股份化，资产管理机构也随之转向依法按投资企业所占股份多寡参与企业管理，其他部门不再以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也即实现了"政企分开"。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政府早已开始实行两个分开，深圳和上海是最早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城市。先行实践表明，"政资分开"虽然是"政企分开"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只要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广泛的行政审批权，就势必对企业构成干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也必然是受到干预最多的企业，上市公司中大量国有企业的状况便是鲜明的例证。 

 

　　所以，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虽然少不了"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但更本质的内涵应是"政场分开"和"政社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