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债务率的客观描述与风险检视

 摘 要：我国家庭部门负债率与杠杆率的快速提升与居民收入增长的放缓直接相关，同时更是房价连续大幅飙升从而倒逼居民恐慌性加杠杆所导致。家庭债务率的非正常性提升不仅不利于刺激即期消费，相反会削弱居民消费预期与侵蚀未来消费潜能。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同时没有如同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可贸然践行以居民负债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而必须将增加居民收入以及保持金融信贷的合理配给作为维系消费增长的重要选项。 
　　关键词：家庭债务；居民杠杆；消费增长；负债驱动 
　　作为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中国家庭负债历来很低，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国内居民的债务率不仅呈现出快速增升的局面，而且负债家庭与人群越来越多，从中既折射出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存焦虑，也映射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窘境，同时投射出了部分阶层的消费畸形。 
　　一、我国家庭债务率的增长状况 
　　衡量居民家庭的负债程度常常有两大统计指标，一个是负债率，一个是杠杆率，前者表现为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后者表现为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而无论负债率还是杠杆率，均反映出了中国家庭负债快速增长的特征。综合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的统计数据发现，10年前中国家庭的负债率仅为19%，但如今却上升到了50%，跳涨178%；同样，10前中国家庭杠杆率仅为27%，而如今却上升到了114%，飙升322%。 
　　（一）中国家庭债务率高出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国家 
　　�母赫�率看，虽然50%的中国水平低于发达经济体76.1%的平均水平，但却远远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39.8%的水平。论杠杆率，114%的中国家庭部门水平不仅为新兴市场国家之最高，而且超过了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水平。不仅如此，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时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家庭负债率从15%上升至21%，发达经济体则从52%上升至63%，分别升幅为40%与21%，大幅落后于中国178%的飞升进度。 
　　（二）中国家庭债务绝对量持续处于快速放大状态 
　　10年前金融机构的“住户贷款”余额是5.07万亿，10后同样的数据却放大为40.5万亿，而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除40.5万亿的银行贷款外，应当还有4.5万亿的公积金贷款、4.5万亿的民间借贷与亲友借贷，因此，中国家庭的总负债额应当是近50万亿元，占到了M2（广义货币量）的29.7%，这也就是说，我国高达168万亿的M2中有近三成被居民以债务借入的形式吸收。更为重要的是，西南财大的分析报告指出，10前中国有负债的家庭不到3成，也就是说有7成家庭没有负债，而现在10个家庭中就有6个家庭存在负债，并且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属于高债务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其中工薪家庭占到11.3%，非工薪家庭为20.2%。 
　　（三）国内家庭债务率比政府与企业负债状况更严重 
　　从一国来说，债务主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政府部门负债、企业部门负债与家庭部门负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负债率为38.76%，国有企业负债率为120.1%，居民家庭负债率显然远远高于政府部门负债率和低于国企负债率；不过，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伴随着近年的“去杠杆”已从高峰时期的149%逐渐回落，同时政府部门负债率在“借新换旧”的政策作用下也出现明显降低，而同期居民部门负债却处于不断攀升过程之中。来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最新权威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共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居民的杠杆率则累计上升了2个百分点。 
　　二、家庭部门债务率快速增升的主要因素 
　　（一）家庭负债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幅放缓直接相关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工资性收入的高低成为了影响其是否会负债以及负债多少的最重要因素，而决定居民收入增长快慢的最主要力量又是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统计数据表明，最近10年中除个别年份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12年之后，年均增幅跌至只有6.5%。更为重要的是，过去10年中除极少数年份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幅全部跑输GDP增幅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对比发现，从2007-2017年，GDP年均增幅为9.63%，财政收入年均增幅为16.15%，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为8.88%；另外，过往10年中GDP实现了210%的增长，财政收入整体增幅也达到了236%，但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64%。 
　　居民收入绝对量的多寡以及增长幅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家庭的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在实际收入并不能支撑正常开支或者紧急性支出的情况下，家庭财务状况只能以负债的方式的出现，而且往往负债率与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呈正向关系。显然，目前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提高首先是由居民收入增长的放缓所引起。 
　　（二）房价持续飙涨倒逼家庭恐慌性加杠杆 
　　作为城市绝大多数家庭财富的最主要物化形式，商品性住房尽管成就了城镇居民物权的私有化以及居住空间的改善，但同时更成为了抽干居民储蓄和倒逼家庭负债的最无情力量。相对于过去10年城镇居民收入164%的涨幅，北京、上海、广州与深圳等四个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超过了400%，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涨幅也接近300%。而过去10年房价涨得最快的时期又恰是居民收入增幅逐年滑落的时段，同时不断飙升的房价又制造了居民必须为此加杠杆的恐慌性预期，也正是如此，我国银行80%的住房贷款都发生在过去10年房价快速上涨的时期，且最近5年居民房贷增长速度最快。 
　　统计数据表明，五年以前，国内住户贷款占住户存款不到40%，但到目前已经升至62.14%，表明先前家庭存量储蓄更多地转化成了不动房产；同样，五年前，国内居民买房还有很多人付全款，家庭房贷杠杆率大约只有19.75%，而现在已经上升到55%了。这样，表面看上去14亿人坐拥450万亿存量房产，家庭部门资产性财富的确增加了不少，但却基本上是靠负债拉升起来的。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中国家庭在金融机构的负债以消费性贷款为主，约占居民负债的2/3，而在消费性贷款中，以住房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占八成左右。商品房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不少城镇居民最大的负资产。 　　（三）孩子教育支出加剧了居民家庭负债程度 
　　背负着房贷负债这一巨大固定债务的同时，几乎所有的城市家庭都还要承受着高得惊人的孩子教育成本，且这一部分可以看成是流动负债。排除所谓的购买“学区房”、选择国际学校等这些特殊成本，即便是目前普通的孩子教育成本对许多家庭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根据调查数据，全国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8143元，其中城镇1.01万元，而除了学校教育的费用之外，还有校外辅导支出，其中城镇为5762元。另据上海市妇联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考研、找工作，所要支出的费用超过100万元，与10年前相比足足上涨288%。由于孩子教育投入是城市家庭的硬支出，这块费用的增加必然对其他支出形成“挤出效应”，在自身收入与开支无法做到基本平衡的前提下，不少城镇家庭走上了负债的道路。 
　　（四）股市的常年熊市恶化了居民负债景况 
　　与过去10年房价日益创出历史新高的繁荣景象相比，从2008年新年开盘日5319的收盘点数到如今的2700点不到，A股10年收出了降幅为48%的长阴线，虽然期间还长出了5178的次新高，但之后也遭遇到熔断机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不少因素的剧烈冲击，市场表现最终差强人意，绝大多数股民至今深套其中。必须明确，套牢的股票资产（除非“割肉”）实质上与沉淀在房地产上的资产一样均成为了很难变现的流动性，但在必须维系自身消费刚需的前提下，不少家庭与人群于是采取了进一步加杠杆的方式。也正是如此，自去年至今，��内家庭短期贷款一路加速，其中2018年前8个月居民短期债务新增1.53万亿元，全年超过2017年1.84万亿元的新增量已没有丝毫悬念。虽然短期借贷多为个人信用贷，不需要抵押，但利率成本却不低，结果就必然助推家庭总体负债水平的扬升。 
　　三、家庭债务率与消费增长的关系 
　　必要的居民负债不仅能使家庭资本配置结构达到最佳状态从而获得极限化的市场价值，而且能够倒逼债权人增强危机感与释放工作潜能，同时更有利于刺激消费并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能。公开数据显示，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比已经提升到了目前的78.5%，如此乐观格局既是居民收入增长所致，当然也有家庭杠杆因素的作用。但必须明确，过度与太高的家庭杠杆，不仅对消费形成不了正面刺激，反而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预估的消极后果。 
　　（一）家庭高负债削弱居民即期消费能力 
　　按照需求端的一般经济学原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家庭部门债务负担的快速与持续增加，家庭需要将更多收入用于偿还负债，由此必然限制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空间，进而抑制总需求扩张。依据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分析报告，债务收入比为1的家庭，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5%；债务收入比超过4的家庭，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7%。照目前看来，我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为了高债务家庭，消费所受到影响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度达到23%，但随后的10年却逐年降低，一路下滑至目前的9%，不仅增幅创下了过去10多年的历史低点，并且改写了连续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