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复兴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是举世闻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国的经济成长》、《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等。他与宪政经济史学家约翰·约瑟夫·瓦利斯（John Joseph Wallis）、政治学家巴里·R.温格斯特（Barry R.WEingast）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框架中研究暴力问题，揭示了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是怎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鉴于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该书进行了介绍与评析。 
　　诺斯、瓦利斯和温格斯特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的重要著作都曾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2009年，三位经济学家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正式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再次引起关注，被认为"具有创新性"、"见解深刻"、"引人深思"。其大陆中文版也已在2013年出版，并将引起相关领域的新探讨。 
　　诺斯等人的这部新著可以说是脱胎于新制度主义，但又超越了新制度主义，从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在本书中关注的是为什么19世纪前后实现转型的英、法、美等先发展国家能够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而众多后发展国家却陷入了经济低增长甚至衰退，这些后发展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诺斯等人沿着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将制度作为问题的答案。但是在本书中，他们的工作重心不仅在于此，而且更深层次地探讨了这些制度为什么会被选择，为什么会持续下来。也就是说，他们超越了制度本身，进一步探讨了制度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即制度何以会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本书探讨的核心概念就不再是"制度"一词所能承载的，而被升级成了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大概念--"秩序"。诺斯等人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也就是原始觅食秩序一权利限制秩序一权利开放秩序，并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以此来解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形态的差异性以及相应的绩效后果。他们将暴力作为分析的起点，认为除了原始觅食秩序这一自然产生的秩序之外，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都是首先为了应对地区性暴力问题而出现的。这两个秩序首先是一种政治秩序，在政治秩序的框架之下建立了基本的经济秩序。这两种秩序都能有效地应对地区暴力问题，从而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但是却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毫无疑问，权利开放秩序比权利限制秩序更具经济绩效。在权利限制秩序下，经济衰退的时间比率远高于权利开放秩序。诺斯等人认为，英、法、美等先发展国家率先实现了由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因而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了前列，而后发展国家的困境就在于不容易实现这种转变。诺斯等人指出，就当下而言，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重心应该在于如何充分发掘权利限制秩序下的经济发展潜力。以暴力作为分析起点，以秩序作为分析基础，以"暴力一政治秩序一经济秩序一经济绩效"作为分析主线，诺斯等人的研究工作已经不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能涵括的，而是进入了一个整合的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这往往是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最后趋赴的学术之路。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回归 
　　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到对人类历史社会秩序的探讨，诺斯等人的学术研究之路彰示了社会科学从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向综合性社会科学或者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古典社会科学很少建立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虽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对学科分类作出了探索，但后来的思想家们一般都不会囿于学科偏见，而往往是以问题为中心，从而涉及广泛的学科。在这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为典型。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涉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或者重在探讨政治对经济的作用，或者重在探讨经济对政治的作用。无论是英国的重商主义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思想虽然核心是探讨物质财富的增加，但都没有离开国家和政治来单独讨论经济。在这些思想中，国家的支持非常重要，国家的政策重心决定了财富的多寡。例如，重商主义将金银视为财富的象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限制金银流出；主张国家管制农业、商业、制造业，实行贸易垄断，保护国内市场等。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的"守夜人"角色，但从这一主张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充分认识到了政治、国家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德国的李斯特一直为建立德意志统一市场而主张德意志的政治统一，他希望德意志各邦联合起来，建立关税同盟以保护幼小的国内市场，从而同英、法、美等国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如果说以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强调的是政治、国家对经济的影响的话，马克思则更强调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他所论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大家而言耳熟能详，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政治前途的预测也是振聋发聩。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伴随着1871年的"边际主义"革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向现代经济学转向。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剔除了政治要素的"纯粹"经济学，也就是不再考虑政治因素、完全进行经济分析的学科。从此，经济学日益向量化、模型化的方向转化，与数学、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日益疏远。失去了政治与社会基础的经济学变得日益孤立，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少数派"经济学，同时也失去了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重大转型的现实解释力。 
　　在经济学中重新发现政治、社会、历史等要素，成为经济学必须要补充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最终是由诺斯等新制度主义者来启动的，这也是经济学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关键一步。诺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重新发现了古典的制度要素。在一系列著作中，诺斯逐步形成了他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体系，也就是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重新发现制度的过程中，诺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发现了制度，二是透过制度发现了制度背后的国家。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发现制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家则更加不易。制度会影响经济绩效，这已经是我们的基本共识。但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能否持续下去，这个问题更加深刻。诺斯给出的答案是国家，国家塑造了制度，国家也决定了制度能否持续下去。这样，诺斯的理论已经涉及到政治因素的影子，国家这个政治的核心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再次被发掘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属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了。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等人的雄心并不止于此。在大力推进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之后，他们开始跳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束缚，置身于更加广阔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秩序演变的密码。

　　在探讨人类社会秩序演变密码的过程中，诺斯等人没有脱离自己的经济学路径依赖。如何对人类社会秩序进行分类是首要的问题。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形态，政治学家根据国家权力的特征将社会秩序划分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威权国家等。而诺斯等人则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背景出发来进行划分，他们把社会组织的竞争性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绩效作为划分标准，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秩序划分为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并进一步向前追溯延伸出另一种原始的觅食秩序。但诺斯等人超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地方在于，他们把考察重点放在了经济过程之上的政治过程上。他们认为，抑止地区性暴力是这些社会秩序建立的首要目的，在寻求一种能够抑止暴力的秩序过程中，政治精英们在考量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形成某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设定了自由构建组织的门槛，是否让一部分人拥有了建立组织的垄断权，是否让一部分人享有了因垄断权而产生的租金。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背后都有这种关于暴力和租金的考虑，这种考虑首先形成了一种政治秩序，随后才形成了一种经济秩序，经济秩序只不过是一种附属于政治的要素。诺斯等人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变迁主要就体现为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也就是说，在确保抑止暴力的前提下，享有特权的社会精英们认识到开放权利、扩大竞争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二、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国家的学术地位是很高的。无论是在"纯粹"的政治理论研究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本身，国家理论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重心在于探讨物质财富的增长、财富价值的来源以及如何加快物质财富的产生，但这都与国家密不可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财富增长的思考落到现实中时，都离不开国家这个后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将国家与生产方式合并批判的，并且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却出现了一个全面排斥国家概念和国家理论的惊人现象。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领域排斥国家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密切相关的。现代经济学预先假设国家作为一个变量是既定的，不考虑国家本身的变动，因而成为一种僵化的、脱离实际的经济学。这种现象其次发生在政治学领域。政治学领域排斥国家是其向经济学学习的结果。政治学也要追求科学化，向经济学看齐，因而将定义模糊的国家概念驱逐出去，只留下了比较清晰的政府概念。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诺斯等人思考的基础是国家如何消灭地区性暴力，他们认为，在某一社会秩序中消灭地区性暴力是政治精英们互动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也必须体现为政治精英们的互动关系，而不能再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他们所言："笼统地将国家看作组织，这一进路忽略了支配联盟中的精英间的内部动态关系是如何影响到国家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方式的。""用单独行动者进路来研究国家的困难，在于其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家该如何达成其对暴力的垄断？"诺斯等人对国家理论的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它突破了传统上人们对于国家概念的韦伯式印象--国家就是一个坚硬的石头一样的整体。通过将国家视为一种精英互动关系形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的行为，也可以在他们的认识框架中理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实际上，诺斯等人并不是这样理解国家概念的第一人。20世纪中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就曾将国家理解为一种互动关系形态，只不过不是诺斯等人所理解的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阶级关系在国家内部的反映。普朗查斯认为："国家不是什么以工具性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确切言之就是阶级关系的浓缩。"国家政权的各个机构就是各阶级和权力联盟各派别解决相互冲突的场所，它们在国家机构中进行斗争与妥协，通过混乱争吵的过程而最终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性。